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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谈话结束姓“资”姓“社”争论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王菲2018-11-09 08: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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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比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改革开放,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这一次是在理论和体制上明确了中国的发展方向。现如今,中国的民营经济,依然健康茁壮地成长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问题,有时候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这个问题几次引起严重的争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外,还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她就是被媒体称为“我国商业租赁第一人”的关广梅。
 
“关广梅”现象引发争论
关广梅的这封信,成为思想解放的钥匙
 
    改革开放之初,微观经济逐步活跃起来,辽宁本溪的副食商店营业员关广梅也逐步展现出她的商业才能,1971年她参加工作,当上副食商店的营业员,因能力出众,逐步做到了市场部主任、业务副经理。
 
    1984年,关广梅在本溪市蔬菜公司组织的承包招标中,以当年完成12万元、次年完成14万元、第三年完成16万元的利润指标,承包了消防副食商店。
 
    1985年初,关广梅与本溪市蔬菜公司签署租赁合同;1986年8月,她又租赁了长期亏损濒临破产的“光明商店”和全市最大的副食品商店——东明商场;1987年,她的租赁集团扩大到8家,占本溪市零售总额的1/3。当时的报纸说她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租赁商业集团。
 
    关广梅的成功来自于与以往计划经济截然不同的崭新的经营机制、领导机制、管理机制、分配方法等,然而,关于她经营过程中的一些疑问,诸如承包经营者和生产工人是什么关系;如果个人说了算,工人还能不能说是企业的主人;个人承包的模式是不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关广梅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种种猜测和疑问。
 
    1986年6月,《经济日报》刊出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文章以“本溪出了个关广梅”开头,描写了关广梅承包经营中取得的种种成绩,真实反映了她在改革中面临的阻力和困惑。
 
    1987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头版刊登了关广梅的来信,信中建议讨论租赁企业姓“资”还是姓“社”。
 
    关广梅,一个小学六年级文化水平的企业家,她的疑问可以说把改革中遇到的困惑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她在信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过去微利、亏损,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的企业反而是社会主义,现在有了利润的企业反而是资本主义,真是怪事!”
 
    一场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和租赁群体的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即所谓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由此而起。关广梅成为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改革代言人。
 
    如今看来,关广梅现象并非偶然。半年前,1987年1月1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的元旦社论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对租赁企业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实质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这场关系着中国经济改革性质认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关广梅的这封信,成为思想解放的钥匙。
 
改革开放遭遇寒流
    改革开放要继续前进,就不能不解决引起争论的这些问题
 
    1989年后,反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回流,计划经济思想又重新被提起。一些人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批判,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
 
    同时,民间也有不少传言:“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留学政策要变,回国探亲的出不了国门了”“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1990年2月22日,一篇颇有来头的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文章提出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这是一篇直指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重头文章,引起了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姓“社”姓“资”争论。
 
    与此同时,1989年下半年,全国开始大张旗鼓地整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税收秩序,有些地区出现先捕人后取证查私企大户的现象;有的地方先定额后派人进点追索“补罚偷漏税款”;更有的地方指令停业一批,赶跑一批,罚垮一批;有的地区对私营企业提出“赎买”“引导走社会主义”。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很多改革措施被搁置,个体私营企业主“如坐针毡”,经济开始呈现萧条景象。
 
    资料显示,1989年上半年个体工商户约1234.3万户,从业人员1943.4万人,实际户数比上年底减少218.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361.6万人。私营企业1989年上半年换照登记90581家,到年底减少到76581家。在减少的14000家中,停业8000多家,转为个体4000多家,合伙经营1000多家,转为集体的600多家,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10年来第一次户数锐减的现象。到1991年初,一些地区私营企业的发展完全呈下滑趋势,私营企业户数急剧减少。部分地区私营企业户数减幅在15%-50%。
 
    显然,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已经严重影响到当时的经济,改革开放要继续前进,就不能不解决引起争论的这些问题。1990年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七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同一些中央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但老人家的忠告并没有扭转当时的局势。
 
上海谈话吹响冲锋号
    要冲破声势颇大的左的思潮,还须借助于非常的手段
 
    1991年元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第4次到上海过春节,陪同他的还有李先念和杨尚昆。
 
    与此前到上海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一到上海就去视察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在此期间,邓小平还与上海市领导多次谈话,主要内容后来都收入在《邓小平文选》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对当前一些人提出的姓社姓资问题和批判市场经济的言论,邓小平很不以为然。他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的意见,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邓小平的谈话在上海党政干部中引起了震动。很快,他的谈话精神,通过一个奇特的名字——“皇甫平”传遍了全国。
 
    这一年2月13日,距春节还有两天。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的朋友,说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会议上传达了小平同志在上海六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新意。
 
    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和评论部主任凌河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请施芝鸿出来一聚。在周瑞金看来,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不完全是对上海讲的,而是针对全国改革开放的全局讲的,而且传达出很多新的思想。
 
    2月15日,农历羊年春节的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文章还引用了朱镕基的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3月2日,署名“皇甫平”的第二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又出现在该报头版。周瑞金事后回忆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了出来。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紧接着,3月22日、4月12日,《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评论分别刊发。
 
    《解放日报》的头版连续4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提出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中的观点和当时“左”的声音形成鲜明的对立,文中提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随之而来的责难和批判如排山倒海,一些媒体围绕“姓社姓资”大作文章:
 
    “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有的文章直接就是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从邓小平的两次谈话来看,后来南巡讲话中提出的一些思想已经成形。与十三届七中全会前的谈话不同,这次上海谈话,在上海已经引起巨大反响,但依然没有扭转全国的局势,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受到抵制。看来,要冲破声势颇大的左的思潮,还须借助于非常的手段。
 
结束姓“社”姓“资”争论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标志着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是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更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1992年一二月间,88岁高龄的邓小平毅然南下,开始到处宣讲他的思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他先后数次发表措辞严厉态度鲜明的重要谈话,正是这一系列南方谈话,最终冲破了姓“社”姓“资”的阴霾,重新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
 
    在南方,邓小平严厉警告那些老左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和“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的争论,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再次重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破除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迷雾,把改革开放从姓社姓资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推动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解决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市场和计划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驱动器。
 
    在解决了意识形态无谓的争论之后,邓小平号召大家:“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这次南方谈话彻底打垮了左的思潮,扭转了1989年后民营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民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1992年12月,党的十四大在京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接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决定。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南方谈话的很多思想写进了党代会报告。在所有制结构上,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这就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新的大门。
 
    后来,一些专家学者普遍认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标志着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是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更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比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改革开放,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这一次是在理论和体制上明确了中国的发展方向。现如今,中国的民营经济,依然健康茁壮地成长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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