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难题与建议

编者按：

从2001年12月中国“入世”、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到2018-2019年中美爆发贸易摩擦、5G技术进入商用阶段，是中国民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攻坚时期。分析这一阶段民企500强的发展特征、运营效率和成长韧性，对比中国企业500强、世界企业500强、美国企业500强，找到其中的差距、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从企业微观变量的角度寻找继续改革的路径和目标，是当下中国走向高质量发展和应对美欧全方位牵制的必需之策。作者多方收集资料，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的比较研究，认为民营经济产业升级的拐点已经来临，持续推进高度化、高效化和国际化，必须克服投机倾向、轻资产模式、研发成果低转化率、高债务杠杆率等内在痼疾，重塑企业发展理念、动力机制和创新模式，同时需要重新释放制度红利、修正政策的传导机制并创新民营经济的管理体制。 　　作者时任湖南省工商联宣教处处长，长期坚持对民营经济的观察研究。本刊希望能刊发更多工商联人士对民营经济的研究成果，欢迎来稿。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各国竞争与发展的主题和基础。从2001年12月中国“入世”、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到2018-2019年中美爆发贸易摩擦、5G技术进入商用阶段，是中国经济完成“重化工业”走向“高工业化”并赶超欧美国家的关键阶段，也是民营经济产业转型的攻坚时期。1995年《财富》杂志推出世界企业500强，2002年中企联首次发布中国企业500强，2003年全国工商联推出民营企业500强。分析比较民企500强的发展特征、短板难题和成长韧性，从企业微观变量的角度寻找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是当下民企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需之策。

 

2002年以来民营经济产业发展的总体特征

　　整体上看，各国500强企业的产值、结构和效率决定着经济整体运行状况。2018年度民营企业500强产值28.5万亿元、中国企业500强产值79.1万亿元，分别为当年中国GDP的31.65%、87.86%。美国企业500强营收13.7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66.95%；世界企业500强营收32.66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与贸易的50%以上。2002年以来，民营企业抓住全球产业转移、需求升级和技术革命的机遇，发挥产业链竞争优势，着力技术引进、吸收和再创新，迅速提高中国产品、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能力和市场份额，走出了一条传统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差序发展、迭代进步的新路。

　　第一，强势崛起，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份额持续扩大。从入门门槛看，差距显著缩小。2002年民企500强的门槛为4亿元，仅为中国500强、美国500强、世界500强的20%、1.64%和0.48%，到2019年增长到185.86亿元，分别是其他3个500强的57.49%、49.06%和11.03%，增速分别是它们的2.98倍、83.6倍和44.4倍。总体上，2006年后美国大型企业的总体规模稳定在300亿元400亿元间，世界500强的总体规模稳定在1100亿元1600亿元间。民企500强的诸多企业在发挥后发优势的同时布局全球厚藏创新潜力，发展速度持续领先，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差距不断缩小。从营收总额看，实力显著增强。2002年民企500强营收为0.7052万亿元，只有中国500强、美国500强、世界500强的11.6%、1.2%和0.5%；2019年民企500强营收24.4793万亿元，分别为其他3个500强的36.03%、30.56%和12.82%，增速是其他3个500强的3.28倍、75倍和63倍。华为投资2011年上榜民企500强，当年营收2039亿元， 2018年为7212亿元，翻了3倍；中石化2011年、2019年均位列中国500强第一，营收分别为19131亿元、27427亿元，增长43.3%；沃尔玛是2011年、2019年美国500强、世界500强的龙头，营收分别为4218亿美元、5144亿美元，增长22%。尽管华为2018年营收仅为中石化、沃尔玛的37.7%、20%，但其巨大的科技潜力决定了其高速增长能力。从上榜数量看，动能显著成长。2002年入围中国企业500强的民营企业只有19家，2019家发展到235家，与国有企业的差距由2002年的280家缩小到2019年的30家。民营企业2008年才跃上世界500强排行榜，到2019年已经有26家民营企业上榜，实现了质的突破。而与国企上榜世界500强的多是银行类、资源类垄断企业不同，上榜的民企多是高技术企业，华为、腾讯、阿里等一大批民企正在从技术追赶者成长为新技术革命的开创者与引领者。从动能看，民营企业成长越迅速、部门结构转换率越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越高、潜力就越大；从中长期看，民企的创新崛起对全球创新格局乃至国际经济发展已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结构优化，在高新产业领域不断创造中国优势。从数量分布看,重化特征突出。民企500强多数分布在第二产业。2002年民企500强三次产业分布为1.2:81.9:17.82，其中纺织化纤（84家）、金属冶炼（57家）、房地产和建筑（43家）、电气机械（42家）、食品加工（26家），占比超过50%；2019年三次产业数量分布为1.2:67.4:31.4，其中黑金冶炼（55家）、综合类（43家）、建筑（37家）、石化加工（26家）、电气制造（24家）、电子制造（24家）、化学制造(21家)、有色冶炼（21家），占比50.2%。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美国500强中没有房地产和金属冶炼企业，而在IT、生命健康和公用事业等行业超过100家公司。从产值分布看，融合趋势强化。2002-2011年，民企重化指数一直在70%以上，扩张幅度靠前的行业几乎全是重工业，金属冶炼、煤炭开采、石气开采、采矿、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等景气指数上升；2012年后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快速提高。其中，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2002-2011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4.7%，2012-2018年达到22.3%；服务业由2002年的18.94%上升到2019年的39.03%。二三产业的界限愈发模糊，跨界竞合愈加频繁，“新动能强劲、旧动能出清”趋势显著。从资产分布看，先导优势凸现。民企500强三次产业的资产分布从2002年的1.2：78.3：20.5调整为2019年的0.89：40.16：59.42，服务业资产规模尽管与中国500强仍有一定差距（服务业资产占比80.52%），但如果剔除金融业64.31%的资产比重，民企500强的资产质量要明显优于中国500强。必须看到，民企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占主导地位，2019年世界500强共有7家互联网公司入围，中国以4家成为其中最多的国家；《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164家，超过美国，占全球262家“独角兽”总估值的43%。民营企业凭借经营优势和独具中国特色的创新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积极创造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在通讯、网络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至少有100家民营企业具全球创新领先能力，推动中国成为全球领先的新一代技术投资与创新大国。

　　第三，效能提高，在开放的相关领域走到了世界前列。民企500强盈利能力稳步增长，净利润总额从2002年的363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12891亿元，增长了34.51倍，从仅相当于其他3个500强企业的12.62%、2.13%、1.52%上升到2019年的36.49%、16.78%、8.82%，如果剔除其他3个500强银行业的份额（中国17059亿元，占48.3%；美国2802亿美元，占24.7%；世界500强6920亿美元，占32%），2019年民企利润总额相当中国500强的70%、美国的22%、世界的13%，成长性远高于其他500强。从利润角度看，行业制约突出。利润率反映竞争力。2008年前受益于全球产业转移，民企发展迅速；2009-2013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要素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狭窄，产能过剩冒头；2014年后数字技术发展迅速，柔性生产、智能制造稳步推进，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雏形初现，利润率以年均17.43%的速度增长。在全球高营收的行业如半导体元件、综合商业、医药保健等领域，没有中国企业上榜；在金属冶炼、工程建筑、房地产、船务等行业，中国企业表现突出；在金融、通讯设备、车辆与零部件中美企处于主导地位；在网络与信息技术、通讯设备、新能源等领域民企走到了世界前列，利润增幅远高于其他3个500强企业的平均水平。从发展进程看，生产效率倍增。2002年民企500强的生产率为40.97万元/人，是中国500强的119%、美国500强的17.53%，2018年增长到269.56万元/人，增长5.57倍，是中国500强的114%、美国500强的83%，民企500强以13%的资产创造了27%的净利润，与跨国公司的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2002年民企500强的人均净利润为2.11万元，为中国500强的134%、美国500强的4%。2019年成长到12.19万元，增长4.77倍，是中国500强的116%、美国500强的45%。但从全国工商联的规模以上民企调研数据看，民企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利润占比从2002年的20%上升到2014年的35.1%峰值后持续下降，2018年下降到26.0%，民企国企之间的“利润鸿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明显扩大。从经营效率看，盈利能力下降。2002年民企500强、中国500强、世界500强的销售净利率分别为5.1%、5.4%、2.1%，2019年调整为4.5%、4.3%、6.6%；资产净利率2002年分别为5.5%、1.0%、1.0%，2019年分别为4.0%、1.18%、1.6%，民营企业、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一直处于下降通道，离“世界一流企业”还存在巨大差距。从换榜率上看，接续震荡上行。民企500强的换榜率要始终高于中国500强、世界500强，由2012年的40家发展到2018年的104家、2019家的68家，说明大型民企发展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并且新进企业整体效益始终低于连续上榜企业。从资本市场看，1998-2017年中国A股企业的平均资本利润率为3%，美国上市公司1870-1970年间在10%以上，相差3-4倍，说明中国企业价值创造没有与其规模扩张同步，要素利用效能较低。

　　第四，潜力深植，赶超理念引导民营企业的整体成长。从研发强度看，赶超当先自强。2006年以来，研发类民企500强稳定在350家以上，2019年达到414家，其中达到引领水平的企业2-6家，创新驱动的约60家，达到OECD平均水平的约100家，超过40%的还处于模仿追赶阶段。无论是民企500强还是中国500强，即便是2019年1.6%的峰值要比全社会水平低许多（2016年为2.11%，2017年为2.13%，2018年为1.97%），更比规划要求低（“十二五”为2.2%，“十三五”为2.5%），远低于日本的3.5%、美国和德国的2.84%、加拿大的2.34%。总体上，民企500强、中国企业500强都没有承担起以创新赢得竞争的责任。从专利成果看，核心技术较少。2002年民企500强14598件专利申请，为全国总量308487件的4.73%， 2019年达到367157件，为全国432万件总量的8.49%，拥有核心技术专利的民企占比更低；2019年中国500强占全国432万件专利、154.2万件发明专利的25.6%、26.3%，同样与其规模、盈利水平不对称。尽管在数字通信、电机仪器、能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与美国、日本的专利数量位列前三，但在专利前瞻度、成果转化率上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很容易落入跨国公司的专利陷阱。从技术前瞻看，基础制约突出。民企500强的信息化由2004年的264家提高到2019年的454家，智能制造由2004年的82家提高到目前的292家，产业智能指数处于全球前列。有研究表明，全球3000多家“掌握行业核心技术、关键部件或基础材料”的工业企业全部属于欧美日，中国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发动机，小到笔芯、高铁螺丝钉、芯片等都受制于人，技术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日本的液晶技术中国企业从5代线买到10代线，全部需要日本的关键技术和材料，一旦断供，中国万亿级产业就会瞬间瘫痪。如果不拥有核心技术，产业体量做得越大越容易受到制约，这就是技术差距给我们展现的残酷现实和必须跨越的鸿沟。

 

2002年以来民营经济制造业的发展特征

　　在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起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1978-2005年，中国制造业产值由1475亿元升至60118亿元，年均增速15.1%；2006-2018年，由71212亿元升至264820亿元，年均增速11.3%。民营企业是制造业的主力，企业数量、营收总额、就业人数、研发投入都在50%以上，实现了从低端模仿到高端高技术产品的升级。

　　第一，实业精神，是民营制造崛起腾飞的动力源泉。实业精神，源自“实业兴邦”，范旭东、侯德榜、卢作孚和张謇等擎起了“实业救国”大旗，振兴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力更生，在八九十年代发展成为企业家的“四千精神”。从数量产值看，主体地位强化。2002年以来，民营500强制造企业的数量、产值比重逐年下降，从2002年420家、产值占79.58%减少到2019年的295家、54.2%，总体上维持在数量290家、产值55%左右。也与中国500强制造企业自2010年以来维持数量270家、产值50%左右相一致，反映到制造业占GDP比重则稳定在30%左右（2006年32.45%为高峰、2016年28.81%为低谷）。与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在11.3%-13.4%徘徊相比，中国制造企业的数量、产值高于美国。从经营效率看，竞争能力趋强。2002-2009年民营500强制造企业利润占比70%以上，2010-2019年利润占比在50%以上，研发经费占80%左右（2019年为77.39%）;而中国500强制造企业利润占比从2002年的62.78%下降到2016年的17.19%，2019年回升到20.81%，研发经费由不足50%升至63.11%。营收净利率、资产净利率方面，2019年民营500强制造企业为4.52%、4.02%，超过中国500强制造业的2.63%、2.47%，但落后于世界500强制造业的6.2%、4.68%和美国500强的9.27%、6.49%。从内部构成看，产能出清加快。目前全球主要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大幅降低，民企重化产业明显下滑，产能移出加快；传统优势产业基本稳定；高端制造业地位上升，行业增多。2000-2018年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从57.1%提高到90.7%（2014年最低为84.2%）；从高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看，美国是60%，中国只有42%。总体上，制造业在民企500强的主体地位逐年加强、水平逐步提高、效益逐渐提升，淘汰落后产业实现产能出清的进程加快。

　　第二，传统制造，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发展。从数量产值看，集中度提升快。总体上，入围民企500强的传统企业逐年减少，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一级行业中极高寡占型行业由6个提高到9个，低寡占型行业数由10个上升至15个，竞争型行业数量由 12个锐减到 5个。2008年以来，金属加工、纺织服装、食品制造等行业大批企业退出，向新兴产业调整。石油加工业民企数量基本在20家左右，产值在2.5%-3.5%之间；中国500强数量在7-18家、产值在6%-13%之间波动；世界500强数量在30-44家、产值在8%-18%之间起伏。民企即便进入了传统垄断产业，也始终处于产业链下游，面临“进得来、做不大、赚不到”的尴尬处境。从效率潜力看，微利支撑研发。2006年以来，石油加工业500强民企收入利润率在2.6%-4.5%之间，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中国和世界500强分别为5%-12%、6%-16%之间，民企只有它们的34.5%、21.7%；黑金加工、纺织服装、食品制造业民企收入利润率分别在1%-7%、5%-8%、5%-11%之间，中国500强在2%-5%、4%-9%、5%-9%区间，世界500强在6%-9%、6%-12%、6%-15%区间。与“民营经济效率高于国有企业”不同，也与“2016年以来制造业利润明显改善”的观点相反，传统制造民企的效率波动非常大，始终在生死线上徘徊，利润率约为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的75%、45%。即便如此，70%以上的500强传统制造民企仍在以微利甚至亏损支撑自主研发，4个行业的研发强度均在1.5%以上，推动制造业技改投资连续上升（2018年为14.9%）。从“三去一降”看，政策执行有力。制造业产能利用率2008-2018年间始终在72%-78%之间徘徊，处于过剩状态。石油加工业，产能利用率由2001年的66.1%提高至2018年的88.3%，亏损面23.72%。由于新增炼油能力以民企为主，我国原油进口依存度69.8%、天然气依存度45.3%，国际局势的动荡加剧了民企产能利用率的起伏。金属加工业，由2001年的65.7%上升到2018年的78.0%，亏损企业比重达25.30%，大批民企退出。纺织服装、食品制造业在2006 年后不再认定为产能过剩行业，但一直受到环保的严控，如发达地区的印染企业基本关闭，加之我国棉花、大豆进口依存度很高，民企的产业保障系数较低。

　　第三，现代制造，亟待突破的技术瓶颈和产业链短板。从数量产值看，成长比较迅猛。通信制造业是5G时代的主导产业，也是各国竞争的焦点。民企500强的数量与产值占比从2002年的19家、5.34%上升到2019年的24家、6.86%。中国500强则从2002年的68家、8.59%一路下滑到2019年的8家、1.42%，世界500强总体保持平稳。电气制造业作为民族工业的支柱，代表着装备产业的发展水平。民企500强的数量与产值占比由2006年的45家、8.4%降至2019年的24家、4.99%，中国500强从2002年的18家、2.98%降至2019年的16家、1.56%，世界500强则从2006年的18家、4.18%降到2019年的15家、2.99%，整体上处于下降通道。医药制造是大健康产业的重要标识。全球处于基本均衡状态，2002-2019年在10-13家、1.5%-2.3%区间波动，民企500强从2002年的20家、2.39%降至2019年的11家、1.40%，中国500强从2002年的18家、1.45%降至2019年的6家、0.61%，负增长明显。整体上，现代制造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中国42种为空白，70多种依赖进口，中国尽管进入了全球“工业竞争指数”前10强，但仅只是“量”，差距还很大。从产业潜力看，竞争强度加大。民企500强和中国500强的通信制造业、电气制造业、医药制造、汽车制造产业的营收净利率基本维持在5.2%、4.3%、6%、5%上下波动，世界500强4个产业的震幅很大，大致是我国企业的1倍以上。2012年以来，汽车制造、医药制造的低盈利甚至出现大面积亏损，与“以市场换技术”陷入仿制误区密不可分；而通讯制造、电气制造则呈现大投入、高研发，逐步掌握了核心技术和竞争的话语权。从发展趋势看，高端制造崛起。民企500强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行业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分别从2012年的76、35、28、11、12家发展到2019年的130、69、41、25、23家。2017年民企500强中新材料有158家、新能源139家、生物医药57家、高端装备92家，促进了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工业的迅速发展，2018年增加值分别比2017年增长11.7%、8.9%和8.1%。

 

2002年以来民营经济服务业的发展特征

　　服务业是民营经济的起点。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服务业对 GDP 增长贡献率从 2002 年的35.23%增长至2018年的59.7%；消费率从48.45%上升到 58.8%，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正在由投资向消费转变。

　　第一，商流源长，服务业的成熟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民办工商业作为传统中国的支柱，是王朝兴衰的风向标。官私对立、工商分离构成了民办工商业进步的两大掣肘，明清两朝“首相”同时也是“首富”的离奇格局是中华文明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从流通领域的缝隙中起步，先商后工，时至今日，个体工商户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亮色。从数量产值看，民企已成主导。民企500强服务业的扩张速度领先于其他3个500强，2002年民企500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数量、营收比分别为0.17、0.23，2019年提升到0.53、0.72，同步增长3.1倍。中国500强服务业数量、营收占比从2002年的0.39、0.62增长到2019年的0.71、1.09，增长82%、75.8%。美国500强大体保持稳定，2002年为330家、63.6%，2018年为292家、65.6%。从内部构成看，结构有所优化。2008年民企500强服务业主要分布在批发零售（51家）、房地产（26家）、商务服务（6家）；2019年为房地产（39家）、批发（22家）、零售（20家）、商业服务（15家）。2008年中国500强服务业主要分布在批发零售（38家）、房地产（11家）、银行（10家）；2019年为房地产（59家）、批发零售（27家）、商业银行（25家）、交通运输及物流（19家）、专业零售（20家）。与美国相比，中国500强的最终消费成分很高、垄断特色突出。从盈利能力看，环境有待改善。2008年美国500强营收利润率居前的为计算机软件（25.22%）、网络服务（12.33%）、娱乐（11.31%）等；2019年为商业银行（20.37%）、证券（20.22%）、计算机软件（15.84%）。2008年中国500强盈利能力居前的行业为银行业（18.88%）、邮电通讯（15.43%）、房地产（11.97%）、综合保险（8.77%）；2019年为银行业（20.88%）、互联网服务（17.79%）。2008年民企500强营收利润率居前的房地产（10.51%）、公用事业（7.09%）、餐饮（6.55%）；2019年为房地产（11.7%）、软件信息（10.52%）、保险业（5.36%）。尽管民营500强、中国500强服务业盈利能力持续提高，但主要来源于垄断行业、房地产。

　　第二，垄断产业，打破玻璃门旋转门后还是华山小道。高度垄断领域，低准入低盈利。我国对金融、能源、烟草、铁路、新闻等行业，实行国家出资、国家运营。以银行业为例，民企500强银行数量少、盈利低，2019年为0，2018年为2家，产值占0.44%、利润率7.17%；2019年中国500强为23家、产值占9.9%、营收利润率11.73%，世界500强为51家、产值11.6%、营收利润率7.67%。中度垄断领域，不掌握话语权。我国对保险、石化、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实行基础领域严格限制、终端领域相对开放的政策。以保险和电信为例，2019年民企500强入围分别是保险业4家、电信业0，不仅规模小，利润率也要比中国500强和世界500强低得多。原因在于民企不掌握价值链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低度垄断领域，挤出效应突出。公用事业等领域已逐步开放，一批民营企业快速成长，如公用事业的新奥燃气、医疗卫生的“莆田系”、文化影视的“万达系”等。以燃气和房地产为例，央企的华润、中燃和民企的港华、新奥是国内除中石油外最大的4个燃气集团，拥有620个城市的管道燃气，新奥燃气2018年度营业收入136亿元、净利润13.21亿元、利润率9.71%，利润率高于内资企业但低于世界500强中的同行。房地产业2002年民企500强中只有13家、产值占3.47%，到2018年发展到38家、产值占10.1%，利润率始终高于中国500强。尽管2017年起有5家以上房企连续进入世界500强，产值分别占0.69%、0.73%、0.83%，利润率达到6.98%、7.24%、8.06%，但2018年全行业利润率只有0.89%，是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75%的50%，2019年上半年全国274家房地产企业被破产清算，“挤出效应”非常明显。

　　第三，一般服务，高新技术全面融合下加速转型升级。传统服务，规模优势突出。2002年44家民企500强、25家中国500强、14家世界500强批零企业，产值分别占9.95%、1.92%、1.57%，利润率分别为1.45%、1.38%、2.51%。2019年20家零售、26家批发民企创造了500强产值的6.92%、3.02%，利润率仍只有1.51%、1.18%；14家中国500强零售、24家批发企业分别占产值的2.44%、2.85%，利润率分别为5.44%、3.47%；29家跨国零售公司、4家批发企业分别创造世界500强产值的4.97%、0.5%，利润率10.28%、4.33%。新模式、新平台的出现，变革了传统供应链，但这种变革属于转移而非升级，国企、外企能够凭借规模优势、产业配套提升利润水平。现代服务，加力数字经济。2008年4家信息民企创造了民企500强1.09%的产值、利润率5.89%，超过中国500强1家企业、0.05%的产值和0.94%的利润率，低于世界500强3家企业、0.6%的产值和8.69%的利润率。2019年民企500强、中国500强和世界500强都是4家入围，民企的产值只占0.34%，中国企业占0.74%，跨国公司占0.55%；利润率方面民企10.52%，中国企业7.93%，跨国公司15.03%。服务贸易,壁垒障碍重重。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超过30万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平均增速17.6%，通信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特许权许可、专业服务等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量的近50%。民企500强海外投资由2008年的112家企业、206个项目发展到2019年的241家企业、2345个项目，海外收入从2012年的5567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55393亿元，增长895%。但壁垒不断，摩擦不少，民企的应对需更加积极主动。

 

民营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9年，欧盟率先进入负利率时代，美日澳等衰退迹象明显，中国经济增幅缩小，市场深度调整，暴露出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第一，经营钝化，脱实向虚思维损害发展基石。2016年以来，民营经济发展明显钝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13.1%的峰值后逐年下降，2018年降至6.6%，是全球均值的39.6%。2008年民间投资回报率16%，2017年跌至4%，2018年一季度为-14%，2019年上半年为6%，62%的民企存活不到5年，每年近100万家民企倒闭。一是民营经济投机倾向严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015年的25.5%骤降到2018年的5.9%，民间投资增长率由2006年的32.93%降至2017年的6%、2018年的8.7%。根本原因不是利润问题，2002年以来，500强资产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额，只能说明500强的相当一部分利润流向了地产、资本市场等投机领域。据调查，2018年沪深股市3000多家上市公司，1400多家参与了炒房，135家上市房企的负债总额不断上浮，到2019年一季度突破8.5万亿元，泡沫风险越来越大。二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损害。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当其规模、利润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就会形成资本、利润的虹吸效应，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损害。虚拟经济的“金融窖藏”现象，已造成实体经济因为得不到资金支持而衰退，虚拟经济往往因为人们的非理性预期而出现持续性的价格转变，形成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在管理缺位时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就是典型例证。三是互联网金融火烧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互联网金融和小贷公司却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春风。短短四年间，P2P平台数千家，规模达到2万多亿元。到2019年7月底P2P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降至787家，相比2016年底减少1661家。公安部信息显示，全国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P2P网贷平台400余个，另有1021家P2P网贷平台出现问题，受其影响的实体企业上万家。

　　第二，存量竞争，轻资产经营模式损害发展潜力。当前，轻资产经营是跨国公司的普遍选择。在供给过剩、需求增长有限的前提下，加之大量不从事研发与生产的平台企业抢夺资源与市场，实体经济加速洗牌，轻资产成为民企不得不选择的道路。一是资产的轻重取决于资产所体现的技术水平高低。技术的高低决定着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当增量财富积累成为过去，存量残杀时代来临，没有技术优势，实行轻资产经营模式就会有很大风险。共享单车就是如此。共享单车最早出现在2014年，2019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共享单车有2000万辆，但日均骑行量为160.4万次，每天被使用次数仅为1.1次，所有的关联企业严重亏损，10多家破产。二是债务杠杆逼迫民企改变重资产经营模式。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测算，2007-2015年单位GDP需要的资本投入量从3.5上升到6.7，民企平均融资规模从2015年的5.99万亿下降至2017年的4.6万亿元。2019年上半年集中爆发的债市违约、股价破发和股权质押爆仓，民企首当其冲。对民营企业而言，债务太重、效益太低、资产质量太差，促使它们走向轻资产。三是资产转化的资本去向决定着未来竞争的能力。2012-2018年，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利润达到149808亿元，净资产增加仅44958亿元，104850亿元被转移；尤其2018年净利润17137亿元，净资产规模相对2017年却下降18067亿元。这种下降，只能解释为企业家变卖资产，从“规模以上”消失了。拥有技术优势是轻资产经营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国80%以上的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并不具备技术优势和研发潜力，可以说，企业家们集体选择轻资产时，就放弃了未来竞争力。

　　第三，供需脱节，低转化模式下的“科研悖论”。教育部的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为2%；倪光南院士的调查显示，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0%。另一方面，在2019全球创新100强中，美国33家，欧盟19家，中国仅3家入围，华为、比亚迪、小米均是民企。民企是创新的主体但成果转化的主体地位难以落实。目前，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民企完成的。但要素匹配和技术配套一直是难题，一旦民营企业的成果触动大公司的利益,就容易遭到各种打压和纠纷,并且很难获得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认可，导致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功败垂成。民企是科技政策创新的主因但相应的政策支持难以落地。民企很少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过程，话语权很低，政策优惠流入民企的比例也很低。以融资为例，知识产权是科技型企业的核心资产,却不能用于抵押融资，连续三年30%的增长率等指标又让科技型民企上市无望，导致相当多的科技型民企依赖外国资本，如阿里的日本软银、腾讯的南非报业。这些外国资本在获得超前垄断利润的同时，还会有选择地改变中国产业链，使得民营企业没有办法成为全球工业引领者。民企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主流但也是历次清理的主要对象。2018年全国高企数量18.1万家，民企占比70%以上。但清理之后，2018年武汉高新技术企业从2552家缩水为433家，减少83.03%。其中固然有企业申报材料、财务数据的欺骗因素，但体制机制障碍不可低估。农民工是民企生产经营的主力但无法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角。2017年农民工总量超过2.86亿人，从事制造业的约8500万人。产业升级属于累积性创新，涵盖研发创新、工艺创新、流程创新和管理创新，产业工人能力状况至关重要。可以说，产业工人的队伍培养、能力提升既是一个创新问题、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民营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症结

　　央行的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三季度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32.4%，同比降低4.8个百分点，其中36.3%认为宏观经济“偏冷”；经营景气指数为53.3%，同比下降3.6个百分点；盈利指数为55.3%，同比下降3.6个百分点，其中24.2%认为“增亏或减盈”。症结主要在于：

　　第一，价值选择，时代呼唤企业家精神、出现更多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企业家重情，家国情怀厚植于心。中国从来不缺商人，晋商“八大家”、洋务运动“四大买办”历史上并不光彩。新城控股王振华、ST天宝黄作庆、长春长生高俊芳等一批商人则用他们的私欲一次次打破人们的道德底限。企业家创新，忧患意识贯穿始终。一些民营企业发韧于草莽，执着于企业扩张与赚取更多利润，缺乏企业家的襟怀和眼光，精神气质无法与其规模有效匹配。企业家信人，济世精神厚待社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不忘履行社会责任。追逐利润是企业的天性，商人以财富上的占有为导向，企业家的财富却在于超越自我。因为失信，我国每年的经济损失约9800亿元，时代呼唤涌现更多恪守诚信、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第二，资本逐利，金融而不是实体经济成为成果分享的主角。金融业全面挤压实体经济。2019年38家金融企业占中国500强净利润的48.3%，占资产总额和海外资产的60%以上。中美各有27家、20家金融企业上榜世界500强，中国平均利润117亿美元，利润率14.7%；美国75亿美元，利润率11.66%。盈利高，主要是中国的金融业凭借垄断地位攫取了实体经济的利益。融资难融资贵加剧。调查显示，2018年民企流动资金仅21.15%来自商业贷款，73.39%靠企业自给；扩大再生产资金仅20%来自商业贷款，超过六成来源于民间资本。金融业加速兼并实体经济。与国外相反，我国资本运作的首要目标是优质企业，一些金融保险机构强行入股或者收购优质企业，实体经济很难抵御这种“资本运作”。

　　第三，发展空间，平台公司而不是企业成为市场要素的主导。到2018年6月，全国政府平台公司11736家，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9万亿元，其中平台公司债务由2013年的7万多亿增至2016年的17.17万亿元。平台公司信贷的高速增长，严重挤压了民企融资空间。2019年30家上市银行的半年报显示，新增信贷投放5.5万亿元，其中对公贷款规模3.02万亿元，平安银行6月末政府平台公司贷款余额378.42亿元，增速高达20.5%，而制造业贷款比去年末下降0.8个百分点。土地出让金是政府平台公司的重要收入来源和债务保证。2018年全国重点城市土地溢价率15.04%。2019年上半年溢价率17%，导致民企用地难用地贵问题加剧。平台公司掌握基础设施项目，民营企业很难进入。按照规定，PPP项目的社会资本选择要公平择优，但参与PPP项目的资本55%来自国有非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占21%，民营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仅占15%和9%。

 

加快民营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建议

　　新竞争，需要新优势。尤其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实施科技脱钩前提下必须实现技术自立。目前低成本技术引进受到严重制约，我国基础领域缺乏领先科技，科技评价依靠外来力量。实施产业脱钩前提下必须实现产业自洽。美国目的就是要让产业链上的关键活动，即使无法回到美国，也要离开中国。实施市场脱钩前提下必须实现内需拉动。民营企业还无法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而且不能被市场解释和预测、不被商业保险覆盖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危害更大。实施体制脱钩前提下必须实现动能转换。新技术革命必然带来体制、政策和范式的变革，但市场偏好短期难以转变，技术创新还得不到市场份额的支撑，需要民营企业攻坚克难，矢志前行。

　　第一，转变创新战略，补齐产业短板。聚力关键环节实现技术突破。500强民企要改变跟踪模仿模式，加大研发强度，加大技术集成，推行开源式创新、开放式创新，组建一批创新联合体，加快知识产权布局。落实对表对标缩小差距。找到500强民企的发展差距和追赶目标，形成规模之外的特色优势，明确攻坚突破的优先次序、重点任务。着力降低供应链脆弱性。大力推行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提高规则话语权和关键材料供应的稳定性，强化本土产业链协同，提升供应链赋能水平。

　　第二，促进“两化”融合，加快数字运用。全面参与工业互联网建设。民企500强要掌握主动权，必须加大信息技术和工业体系的深度融合，搭建特色平台，形成特色布局。加快传统制造的数字升级。建设一批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升级柔性生产制造，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能效水平。构建服务型制造体系。培育发展网络化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云制造等融合型新模式，延伸在线设计、数据分析、智能物流、远程运维等增值服务，推动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型。

　　第三，继续破除障碍，提高政策实效。继续放宽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重点投入国家重大战略及补短板领域项目。加大普惠性政策支持，实现民企与国企、外企平等的政策待遇。创新民企管理体制，科学设置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合法合理解决好一批典型的政企纠纷、政商矛盾。

　　第四，加强人才培养，创新评价标准。创新人才评价标准，改变重知识成分、轻能力成分的格局，实现职称评价全开放。加大培养投入，规范职业教育培养，鼓励民企员工培训，鼓励高精尖人才向民企流动。打破阶层固化，改变民企高收入的管理人员、研发人员与低薪酬的一线工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实现民众能够创业就业的科学化。

　　（作者系湖南省工商联宣教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