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龙：打造民办基础教育的“标杆”

见到杨成龙的时候，是在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二路的经华小学操场。午后的阳光极好，碧绿崭新的草坪上，课外活动的小学生们奔跑追逐着。孩子们并不怕生，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甚至主动跑过来给我们雀跃着唱了首歌。一曲完毕，健康黝黑的小脸蛋上绽了一朵灿烂无比的笑，露出门牙位置两个可爱的小洞洞和小女孩在这个年纪特有的娇憨——“我正换牙呢！”

“这样的地方我在北郊有7个。平时挨个来回转一转，基本每天去一个地方。去了我啥也不说，我就看看。每半个月开一次会，每次开会不超过1小时，有问题就提，没问题就散，基本实现自运营，就是为了打造一个高效的扁平化管理氛围。”在经华小学的办公室，杨成龙介绍说。

作为西安市未央区工商联副主席、未央区新生代企业联合会会长，杨成龙带着他的陕西经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走过了10年多的光阴。从广告传媒到培训教育，从食品餐饮到投资开发，从初创时的单打独斗，到如今麾下的600余名职工——4大行业领域、5个业务板块、9家子公司直接间接带动的配套产业链里2000多人的就业，这些数字，是他10多年在这片乡情热土上投资耕耘，交出的最好答卷。

 

“公办民办 都是为祖国培养下一代！”

“我在银行一分钱贷款都没有！有地方我就盖学校。我想将这几所学校打造成民办基础教育领域的‘标杆’！”

杨成龙的话多少让笔者有些吃惊。因为短短的三句话里其实信息含量巨大：

第一，他在做民办基础教育。第二，他在投资运营教育用地。第三，他要为民办基础教育打造标杆。第四，他在银行没有贷款。

笔者意外的主要是两点：其一，做优质教育是“烧钱”的行业，现行的市场规则里，优质教育都需要大量的资本腾挪和金融支撑，但杨成龙说，他在银行没有贷款，这意味着他在用其它产业来反哺教育，意味着有足够充沛的现金流。其二，“后疫情”时代，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多少有些艰难哀鸿，杨成龙的集团化公司从餐饮到教育培训，不但传统，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来说都属于“重灾区”，却又没贷款，那么这笔反哺教育的现金流从何而来呢？

“说实话，学校跟我其他产业的确是不能比的，可能四分之一还有点勉强。但我会坚定不移做下去。目前国内的民办教育还是对公办教育的一个有力补充，这种补充同时也可能是对未来5到10年的一种先驱和试点，公办教育势必还要进一步改革的。民办院校想要在大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必须要走优质的特色化教育之路。”杨成龙如是说。

2018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到西安调研时强调了“两个精准”：各级教育部门要精准落实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各项举措，要精准育人和精准施教，加强对学生的全面培养，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特色发展。西安是教育大省，陈宝生走了好几个知名高校，在基础教育段，唯一见了杨成龙一个代表。

“民办教育对于公办而言，优势在于模式和特色。无论公办还是民办，都是为了祖国培养下一代。都是用今天去换明天。都是要用孩子的一生，为下一代去负责。从这个角度讲，公办和民办是没有区别的。民办院校想要在大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必须要走优质的特色化教育之路。”杨成龙如是说。

 

教育情怀：商道里的柔软

做教育，办学校，是杨成龙创业商道里的一处柔软情怀。

时间倒回到20年前。因为父母要在西安城北做一些小生意，杨成龙离开家乡，一路跟着，一路转学，少年时代的杨成龙多少有些颠沛流离。

曾经转校生和“外来者”的身份，让莫名有着优越感的本地孩童最后“把排外的恶作剧愈演愈烈，逼的他中途跑到别的学校询问招生情况，给自己转了学”。

“就是比较有回忆和坎坷的童年。父母都是农家子弟，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起早贪黑特别辛苦，周六日同学去玩的时候，我就在店里帮忙。没有节假日，越是节假日越忙。所以在学校受了委屈也不可能跟家人说，包括给自己转校，一路都是自己解决问题。从小就要学着怎么独立，怎样去生存。也想给父母减轻些生活压力，我就立志将来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帮助家人把生活过得轻松一些，起码节假日能陪陪父母孩子，一起有个天伦之乐。”杨成龙平静地回忆着童年，但那份超越同龄孩子的早熟和孤独，还是透出了淡淡的沧桑。

正是因为自己走过童年时无数个孤独不安的黑夜，做基础教育的种子不知不觉中埋在了内心深处。所以开篇那个小女孩，在阳光灿烂的学校里，那个自信软萌笑容，于他而言，才显得弥足珍贵。

 

短暂北漂：就业路上苦战多

大学是改变很多人生轨迹的重要一站。杨成龙也不例外。考上西安理工大学的他，开始逐渐彰显出最初的创业精神和管理能力——入学就报了社团，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先后做过学院的广播站站长、志愿者协会主席、社联主席，最后做了学生会主席，还当过团委副书记。因为能力出众，毕业后顺理成章留校当了理工大学的老师。

“有个恩师对我很好，就是当时的团委书记。他感觉我的性格里有种不一样的东西，就鼓励我去创业。当时的就业环境并不乐观，本科毕业生一个月能拿600多块，好一点单位800块钱，那会儿在西安租个房，一个月就要500多。我07年毕业留校当老师，工资也就800块钱。就业普遍不乐观，所以大环境也在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杨成龙说，“最主要的是，实现了留校的目标后，好像一眼看到头的生活，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于是，当了4个月的辅导员后，杨成龙毅然辞职北上，开始了当年流行的“北漂”生涯。

“我揣着500块钱，买了张绿皮火车票100多块钱，还是站着的，摇了一晚上。”杨成龙回忆，“刚开始去了，还能住起地下室，就在北京西站，一晚上10块8块的那种地下黑宾馆，里面二三十人的大通铺。白天就去电线杆子上到处撕小广告找工作，招聘会都在会展中心、工体这样的地方，一张门票10块钱。最后钱快花完了，地下宾馆住不起了，就住网吧，找个没人上的机子往那一趴就蹭地方睡觉。幸运的是，500块钱花完的时候，把工作找到了。”

杨成龙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北京的房产中介。工作内容类似于从赶集网、58同城这样的网上找房源，2000块钱从房东手里租一套房，再找四五个人花个3000块钱把房子分租出去，当二房东挣差价和奖金。

“一个月1500块的底薪，如果能签到一年的合同，一个月差价1000以上，公司就把30%作为你的奖金。我那时候还好，第一个月就挣了4000多块钱。钱快花完的时候，我跟主管说，过不下去了，您给先预支点。人家也挺好，真给预支了几百块钱。可能因为像我这样上班第一个礼拜就有业绩的也不多。”

“把业主约来，公司给他钱一放，钥匙就给我了。我就满大街、车站什么的去贴小广告。那时候也不怕吃苦，反正身段都比较低，见谁都是大哥大姐，那是一种社会的大环境。在北京还是学到了很多。”

回忆起那段短暂的“北漂”生活，杨成龙心生感慨。

结束北漂生活的转机源于一个电话。“还是那位当团委书记的老师，说现在理工大学也响应省高校工委的号召，扶持大学生创业典型。我第二天就辞职了，当月工资都没要，直接回了西安。”

 

创业：母校给了第一桶金

彼时的杨成龙虽然开始自主创业，但并没有什么太过远大的目标，但刚好在08年的中旬，赶上了西安理工大学的60周年校庆竞标。

当时的竞标公司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注册资金，杨成龙的注册资金只有3万块钱，还都是找老师们东拼西凑借来的。他干脆跑到了校长办公室，把自己的情况跟校长一五一十地讲，说想要做学校的校庆。

“没抱多少希望。但校长让校庆办跟我联系，把活动上所有人提的袋子、场地布置、穿的广告衫等等，将近200万的单子，几乎全包给了我。”杨成龙提及母校，心存感激。

正因为有了母校给的“第一桶金”，他才算真正意义上正式开启了创业之门。从演出庆典到编导节目，从招生策划到物料宣传，从2008年到2013年，几乎包揽了西安市所有高校的广告业务，作为创业成功的典型，还代表陕西省20万大学生做了报告。

对那位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团委老师，他更是念念不忘，“要不是他，我可能现在还漂在北京，可能就会错过了最佳创业时机。”在亦师亦友间，两个人就此结下了深厚的人生感情。

 

开拓：扎根城北办学校

创业这条路上，有时候走得越快，瓶颈期来的越早。

从小生长于西安市未央区的杨成龙，见证了北郊的发展历史。这里一度是规模最庞大的“城中村”聚集地。来自天南海北的打工者，操着各地口音的小商贩，生机勃勃了这片“城北以北”。

他们拖家带口地忙碌着，终日为自己的生活奔波着。看着那些精力充沛满巷乱跑的孩子们，想起自己何其相似的童年，杨成龙萌生出了办学校的想法。

“其实我当时是驾校跟学校同步在做。最早收了两所驾校的总校，不到一年，在西安市开了200多家门店，每年直招学生都在5000人以上。当时考驾照还比较贵，一个人基本在3000~3500元，有了可观的现金流，我就开始去买学校。第一个学校是在北三环，收购了一个经营不善的技校，包括清偿债务，总共花了1100多万。办了不到两年，赶上政府拆迁，赔偿还不错，我就开始征教育用地。就这么开始涉足了房地产。没有任何规划，所以也都是冥冥中的一种注定吧。”杨成龙说

2010年整个城市的基础教育市场环境是“供不应求”的。“去年到现在，西安建了80多所学校，一个区域至少100多所中小学，但在2010年，一个区域就20多所学校，上不了学的孩子，只能往郊县去跑。加上西安的建设期窗口，到处都在盖楼，务工人群特别多。几乎每个城中村都有5~8万人。”

每天开着车去做调研，到了下午五六点，街上到处都是人。车走不动了，杨成龙却乐了，“街上都是实实的人，过都过不去，我看着满大街跑的小孩，就感觉看到了希望，觉得可以转换成学生，就决定试一试！”

成功来得猝不及防。第一所小学是寄宿制，每周放一次学，第二年学生人数一下子破千了。

“调研的时候，我问这些娃有学上没？好多是失学儿童。这些家庭不是掏不起钱，是真的没学校上。打工人群也没有关系，揣着建校费、择校费，想交都交不出去。所以寄宿学校很受欢迎。”杨成龙介绍说，“那时候我就跟老民办中小学走的路不一样，他们走中高端，我走中低端甚至更低端，差异化竞争，结果是低开高走。”杨成龙认为，市场定位在创业初期十分关键。

后来随着校区再次拆迁，他再次收购，再次建校。如今3所小学平稳发展，运营理念却与时俱进。

“我投驾校的时候，全西安市只有30多家驾校，现在有100家。我那时候做学校的时候，西安市民办小学只有4家，现在有20多家。最早学校每年的招生团队都在200人左右，一到夏天六七八三个月，每个城中村的屋子里几乎都有我们送的台历、扇子、买菜的袋子，上面都印的广告，每年百八十万的东西免费发，铺天盖地。但在14年以后，我一张传单都不发，我们开始提升办学定位，聘请最好的专业管理团队，随之生源质量也开始蜕变，可以深切感知到，行业发展和时代发展真的息息相关。”

在杨成龙看来，中国现在其实不缺学校，国家的政策力度很大，缺的是优质教育。限制公办学校的是办学模式和理念。“在公办小学，早上8点到校，下午3:40放学，中午还得回一次家。如果是老人接送，年纪大的，下午还得上个‘小饭桌’，还有安全隐患等问题。在我们的学校，学生早上8点到校，下午6点放学，家长下班正好接娃。工薪家庭最缺的就是时间，孩子在学校下午把作业写完了，特长班也上了，都是资深的老师和教育专家，一条龙服务模式比较严谨，更切合家庭在教育上的实际需求。”

 

闭环：商业和公益划了个圆

学校、驾校、餐饮、食品……经新集团的几条产业看似跨界，却在杨成龙的手中最终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

“我学校里有8000学生，学生食堂就可以转化到餐饮上去；8000多学生后面是几万人的家庭，我又可以把学生家长转化成想学驾照的驾校里；来驾校每天学车就要吃饭，又可以转化到餐饮公司去，加上本身食品也是刚需……这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我们的渠道尽量下沉，下沉到不能再下沉，这也是我们实业做得扎实的原因，现金流充沛，互相转化，互为支撑。”至此，杨成龙揭开了开篇他“银行没有一分钱，却要做民办基础教育标杆”的底气。

商业是闭环，初心也是。

2009年，杨成龙跟母校西安理工大学一起回到了他扶贫时多次去过的村子，给村民打了三口水井，迄今水井上还有着企业的名字。“这个村子在沙漠边上，水里面有一种含氟物质，只要连续喝上两月，牙齿就变形成尖尖的跟鱼一样的牙齿，还长得东倒西歪。村子里能走的人都走了，留下的都是走不了的。水只能浇地，不能饮用，但村民们也没啥收入，不可能买矿泉水喝去，就还得喝那水。我们就给村子打了三口水井，每口200米深。”

精准扶贫时，杨成龙第一次进驻村办公室，一看土房子里破破烂烂的，唯一一张木头桌子坑坑洼洼没有一个平面，立刻安排公司的人换了一套家具过来。未央区5个街办的扶贫村杨成龙都深度参与，村委会办公家具、粉刷，村民家漏水、修房顶，什么都干。

去蓝田县扶贫的时候，看到当地的野香椿没人要，干脆研发了一种香椿辣子酱，自主品牌，一罐15元，比老干妈卖的贵，还比老干妈卖的好，重要的是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加工用工。

扶贫多了，他开始在贫困村投设备、建产业链、办加工厂，结合着产业扶贫和消费扶贫，一来二去就这么又有了集团的食品和餐饮板块。从贫困县收购的食品厂，主要给放心早餐做深加工，夹馍产品的料包，都是来源于贫困村。后来开始接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食堂，8所学校、5所单位，每天光给学生和职工做饭，都要保证将近3万人就餐。

 

坚守：80后的朴素初心

走过的贫困村，有考上大学的学生，杨成龙个人5000块、8000块的随手就给；有没走出过大山的学生，到节假日找旅游公司把孩子们接到城市和学校来，感受外面的世界。

记者了解到，在理工大学上学时，杨成龙连续到陕北支教，几乎每次都把生活费“裸捐”给那些贫困的学生。“我也在跟几个大学在谈，打算设置一些奖学基金，先从母校理工大学开始，可能在明年先用100万做个公益教育基金的试点。”

正是因为怀着对底层务工人员的朴素感情，对支教学生的淳朴爱心，创业有了积淀后，商业逻辑和公益之心碰撞形成完美闭环，让杨成龙坚定地要办学校、做产业，要成为民办基础教育的标杆。正是因为有着对反哺家乡的热情，故土难离的深情，杨成龙的创业之路显得知足而质朴。

在熟悉的西安城北，一个少年老成的“80后”，用自己的信念，坚守着实业发展的初心，坚守着产业兴教的梦想。

他说创业路上苦战多，站在今天讲明天，人都是轻松的姿态；站在今天讲后天，都是迷茫的姿态。

也许很多年前他独自行走在黑暗的阴影里，很多年后，他愿意记住的，只有自己小学操场上那个正在换牙小女孩绽放的灿烂笑容。

  

责任编辑：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