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5年,我12岁,还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屁孩儿,一个人走在上学的乡间小路上。那时候,我风华正茂,一笑还有一对小酒窝,特别像当时热播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一个小帅哥,在如此寻常的上学路上,一边走,一边发呆,有了一段即使在40年后想起,还令人感动的心灵独白:
我什么都可以跟别人换,我自己心爱的卡片,我招人待见的长相,我最喜欢的小人书、小玩意儿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跟别人换,但是,唯有我的内心世界和谁都不换。
这个跟谁都不换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那么重要?
其实,那个懵懵懂懂的小屁孩儿自己也不知道,只是那么一闪念,过去就过去了,过去就忘记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经历了滚滚红尘和苦难之后,在几十年岁月洗礼之后,有一个不经意的瞬间,12岁上学路上的那个场景,那个小孩儿的闪念又冒出来了,什么都可以换,就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跟谁都不换。
那个跟谁都不换的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否就是自己观察和感受世界的独特视角和初心呢?是否就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企图心呢?是否就是以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存在而让世界更好一点的坚定与雄心呢?
许多年来我领悟到,要让“童心统治世界”,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正和岛,企业家一起修炼的就是一颗老辣的童心。一个人最可耻的背叛,不是背叛别人,而是做自己的叛徒,做自己那颗初心的叛徒。
带着时间的光,走了那么远的路,我们还认识自己吗?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还对得起自己那颗跟谁都不换的初心吗?

1988年,我44岁,带了30万港币到香港,和香港的朋友办了香港联想。那时候,香港不流行说普通话,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不便。有一次,我去一个“杏花村”酒店吃饭,打的的时候,司机问我,我说我到“杏花村”,结果他一下把我带到“新华社”去了。
我和我的同事开始学广东话。我在一次开会的时候也讲广东话,大家很虔诚地看着我,我自己也很得意。没想到,过几天以后,有两个同事找我,跟我说,“柳总啊,你还是讲普通话吧!你讲普通话我们听不懂,还能猜,但你讲广东话,我们猜都猜不出来。”

我最难忘的两次抉择,一个是考大学,一个是从北大出来做新东方。一生中真正改变自己的机会就两三次,做新东方是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一次。
1991年,我在北大过的很舒服,但心里充满了迷茫和痛苦。当时,中国的经济和其他很多方面都陷入了某种沉默和悲伤。
我在北大的生活可以非常平静的过下去,我自己本身的性格也很被动,我愿意跟随,从小到大,我没有当过班干部,在家里,我非常听妈妈的话。但那时在北大呆着,我觉得怎么都不对,北大的楼房和教学楼还是那个样子,未名湖和博雅塔也还是那个样子,但我总觉得一直下去总是少点什么,我下决心要出来。
除了高考以外,人生真正大的抉择,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北大,是一件大事。我母亲告诉我,“你要敢离开北大,我就自杀”。但最后我还是出来了。出来后,从个体户做起,经历了风雨,从一个书呆子,变成了有点社会常识和社会经验的书呆子。现在,新东方还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也做洪泰基金,这是一个新的转型,就像当年一样,跳出自己的常规,走向自己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动起来,为中国,也为自己。
1994年,我刚好30岁,我在学校里教了六年书。我在杭州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在大学同学里是唯一一个分到大学教书的。我大学的校长跟我说,“你来这里教书,五年内不许走”。当时大学里的工资是90多块钱,按我的脾气早就跑了,但我答应了校长,五年不出来,我坚持了六年。
1994年,像刑满释放一样,终于熬到了六年。那一年,我去了美国,发现了互联网,我回来准备创业。但怎么创业,我不知道,任何经验也没有。我记得,回来后跟我们校长说,要做一个叫INTERNET的项目,他也没听懂,我也没说明白。
他说“马云啊,你别去了”。但我还是要做,总得花时间做点事情。一个礼拜之后,我请了24个夜校的学生到我家讨论创业的事情,23个人告诉我别干,只有一个人说可以试一试。我觉得,他们说他们的,我还得自己做。我提交了辞职报告,当时,我们校长说:“马云,如果干不好,赶紧回来”。我说,“十年以后,如果2004年,不管做好做坏,我都回到学校教书”。
当时,我都没搞清楚互联网是什么,也没有创业经验,只是觉得应该有十年的经历。2004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离退休越来越远,现在2016年了,我觉得自己离回到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近。

2009年,当我年近60岁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件最尴尬的事情,就是在第一次道农会上我第一次表演。那天,也是这样的场面。导演把我领到化妆室,导演说,道具准备齐了,但台词没有,你要自己编!
我硬着头皮上,我一上台,大家都笑了,小礼帽、八字胡儿。第一圈没有台词,第二圈还没有想起台词,到了第三圈,我看到吴亚军了,我说,“庆龄,我的夫人,你在哪疙瘩啊?”台下哄堂大笑,有人说,“孙中山可不是东北人啊”,我也笑了。
(责任编辑 鲁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