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编者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月16日，党中央专门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处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越来越重要、工商联事业处在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对于开创“两个健康”工作新局面、坚定民营经济人士发展信心、凝聚民营经济人士奋进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期【党建·文化】栏目刊登党史故事与民营企业党建优秀案例，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程，但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其源头，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心态、心愿和心志。

      在被列强强迫打开国门、矛盾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首先要救亡。救亡，是反对帝国主义，解决民族和国家的生存问题。同时要进步，进步，则是主要反对封建主义、解决业已陈腐的社会如何赶上世界潮流的问题。这两大任务密不可分，贯穿着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自强的历史。

      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尝试以各种方法解救国家，中国社会在风雨飘摇中酝酿着更新更大的变革。终于，“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近代中国的救亡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人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各种政治力量与仁人志士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艰难追寻。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睁眼看世界，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对付西方侵略者的主张，对内则提出振奋民气、兴利除弊的改革设想。但是，他们学习西方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野的认同，对内改革也未得到响应。

      洪秀全等人发动和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前期以《天朝田亩制度》为追求，努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农业空想社会主义除了能激发贫苦农民投身起义造反外，根本无法成为现实。后期洪秀全还支持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纲领的《资政新篇》，但并没有也无力付诸实施。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经历，都使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为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所震慑。于是，他们“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先后办起了一些军工和民用企业，刺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己的宗旨，是想用西方先进技术这个“用”，来维护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制度这个“体”。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以英国为标准，效法日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清廷皇族责任内阁的建立，表明它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行皇族集权之实。

      与立宪派同时代诞生的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他们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最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在这个反动集团的统治下，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近代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都无法承担起民族振兴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中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出现于国际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清朝官僚所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中。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改变自己的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它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这种状况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产业工人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这些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辛亥革命以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到1919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已有200万人左右，工人斗争的规模也随之发展。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的失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复古倒退， 促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启蒙运动来挽救中华民族，这场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高举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也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劳农专政的政治制度，以及苏维埃政权对中国友好的外交姿态，都吸引了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的关注，也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李大钊在1918年就开始介绍和评价十月革命，并由此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为中共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几项合情合理的要求。但是，操纵巴黎和会的列强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原先被德国在山东强占的领土、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都归日本继承。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北洋政府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

      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5月5日起进行总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5月7日，被捕的32名学生全部获释。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被迫辞职出走。北京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职员也同学生一起参加斗争。19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再次总罢课。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6月4日，上海学联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5日.上海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北京学生。在工人阶级的带动下，上海出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局面。随之，全国兴起罢工风潮，商人罢市也遍及各地城镇。五四爱国运动已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先进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以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已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之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也有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在各种学说竞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就开始探索和酝酿建党事宜。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情况。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

      同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10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同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但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这些组织从创办时起，就开始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 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7月23日，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

      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由于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所以未派代表出席)推举的代表共12人，分别是: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7月30日晚，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因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31日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南湖，会议首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它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会议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议》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要求对现有其他政党采取独立政策，并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最后，党的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三人组成党的中央局。

      党的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