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中华商道精神

　　以中华儒商传统为主的中华商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现代儒商精神的活水源头。19世纪末，清末状元张謇，为救亡图存，弃仕从商，在实业、教育、慈善等方面开创了诸多中国之最，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创者、引领者。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高度评价张謇，称赞他以及张之洞、范旭东、卢作孚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近代民族企业家”；进入21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高度赞誉张謇，称赞他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张謇之所以获得如此的成就和赞誉，究其根源，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言商仍向儒”。在近代，张謇不仅传承了中华商道的人本精神、诚信精神、创新精神、家国情怀，又融入了遵法的时代精神，将中华商道精神发扬光大。张謇所体现的中华商道精神，同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新时代企业家精神高度契合，是中华商道精神的现代发展，是现代儒商精神的内在要求。张謇无愧于“一代儒商、万世师表”。　　 

　　高扬的以人为本精神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所谓仁，就是爱人，就是以人为本。儒家思想将“人”放在宇宙和人类世界的中心，进而衍生出“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仁爱”和“人本”思想。所以，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和理念，也是中华商道的根本精神和理念。

　　从中华商道的角度看，创业经商初始是为己为家，是亲亲；那么，经世济民则是仁爱众生，是儒商至善的道德追求。作为儒商，以人为本，就要坚守仁义礼智信，以人们的需求为目的，提供有价值的商品或服务，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事实上，对于儒商而言，亲亲与仁民，爱己与爱人是一致的，甚至只有首先如爱己般爱人，才能实现爱己的亲亲。换言之，在市场经济中，若要自利自爱，前提是爱人利他。这更加凸显了爱人的重要性。

　　作为近代儒商典范，张謇将人本的中华商道精神推向了极致。1868年，张謇15岁参加科考，经过26个春秋坎坷曲折，年过不惑才得以大魁天下。但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张謇舍身饲虎，弃仕从商，致力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但“言商仍向儒”，秉持的是儒家“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人本精神。张謇实业救国的最低期望是，“要使大多数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的生活……换言之，没有饭吃的人要使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能够逐渐提高”。张謇认为，这是“号称儒家的本分”。正是坚守这种仁爱本分，历经３年半的磨难，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终于在1899年建成投产。开工一年后，大生纱厂就获得2.6万两白银的净利润。其后，张謇以棉纺业为中心，先后创办了30多家企业，涉及的行业包括纺纱、面粉、榨油、轮船、肥皂、瓷业、电灯、垦牧、渔业、水利、地产等广泛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这些产业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大生集团在全盛的时候，人称“南通是中国著名的实业模范区”。张謇成为清末民初享有盛誉的“实业领袖”，堪称近代第一实业家。

　　张謇重视实业救国，更重视教育救国。在实业取得效益之后，张謇开始大量兴办学校，一生创办了３７０多所学校。与此同时，张謇还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南通的公益、慈善和民生设施建设中。他在唐家闸工业区内为工人建造工房、公园和医院，使工人安居乐业、怡情养性、身体安康；为孤苦贫民子弟建贫民工场、平民学校，使这些人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为走入歧路的妓女建济良所，使这些人可以改邪归正，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张謇尤其注意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关怀，为弃婴建育婴堂，为鳏寡老人建养老院，为盲哑儿童建盲哑学校，为流浪乞丐建栖流所，为残疾人建残废院。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生生之德，彰显了张謇以人为本的中华商道精神。张謇用行动在践行着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张謇的人本精神，除了让人有饭吃、有工做、受教育、受恤爱外，还充分地体现在张謇的人本管理方面。一是以人才为本。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事业成功的关键在人才。为此，张謇在创业之初重用沈敬夫等能人和留学生，网罗外国人才，“视公司职员、学生为客卿，故在上”。二是以员工为本。为工人建造工房，方便职工休息；安排女工照顾女职工的婴孩，解决孩子喂养问题；为工人建造公园，怡情养性；为工人建设职工医院，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积极培训员工，学习技术技能。另外，对勤于职守的员工，他关怀有加。工厂中的工人、办事人，学校中的教员，凡身故必有抚恤，或对于后人有某种优厚的待遇。假使任事到一定年限，或因为年老退职，必定有递加俸金或退休金的给予。如此等等，就是以今天的标准看，也是人本管理的典范。

　　 

　　强烈的家国情怀

 

　　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是中华商道最优秀的品质。儒家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目的不仅是修身齐家，更高价值追求在于治国平天下，这也是中华儒商安身立命的核心要义。对于近代的儒商而言，其家国情怀更为强烈，这集中体现在实业救国方面。对此，国外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做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可以说，爱国主义是张謇儒商精神中最鲜明的特征。

　　在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近代，张謇弃仕从商，矢志实业救国。张謇认为，“天下将沦，惟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舍实业，官不为设，至陆沉之日，而相怨当日吾辈不一措手，则事已无及”。为了救亡图存，张謇“不胜时世之愤，欲雪书生之耻，慨然委身于实业”，不惜“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张謇在南通艰苦奋斗长达20多年，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试验，在兴办实业、教育、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使偏居江北一隅、闭塞落后的小城，演变成初具规模的近代新型城市，成为享誉全国的“模范县”，其早期现代化的雏形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光英曾评价说：“张謇先生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典型的爱国主义实业家和教育家，一位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者和倡导者，更是一位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实干家。我们今天研究张謇，就是要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创新实践的实干精神。”李德生将军也指出：“为什么张謇能够在我国近代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最根本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他是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爱国者。像许多历史上建功立业的人士一样，爱国主义是张謇成就其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要强调的是，张謇的家国情怀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吸引了众多爱国实业家竞相追随。1921年，无锡的实业家荣德生到南通参观，深为触动。南通一地，因为有张謇这样的人物，就取得这样的成绩，荣德生认为自己不过一介平民，不敢谋国，也愿从家乡做起。1922年，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也去南通拜会张謇，对他创造实业的精神深为佩服，此后扎根建设重庆北碚，全身心地兴实业、办教育、建乡村，积极探索乡村现代化建设，进而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

　　 

　　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强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执着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非固守一成不变。自古迄今，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一直在激励着仁人志士经磨历劫，孜孜奋进。这种奋斗精神在张謇等近代儒商实业救国事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张謇的自强不息创新精神，是在实业救国特别是在同列强的抗争中产生、巩固和发展的。为了反对经济侵略，张謇毅然走上实业救国之路。在大生纱厂的《厂约》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达，为了不至“通产之棉”为日本纱厂所占，“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围日厂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因此，要自己办纱厂，“务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为国家增岁入之赀，收本富之利”。大生纱厂创办成功，经济效益喜人，极大地激励了张謇的创新精神。在父教育、母实业，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他又从事教育等事业的开拓。张謇认为，“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求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办教育，“尤须先从师范始”，“师范为教育之母”，因而于1902年5月，不畏艰难，冲破重重阻力兴办了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自此之后，张謇认为，凡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以及反对列强侵略所需要的，都要大胆尝试。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南通出现了许多全国第一的文化教育事业。如第一个民间博物苑，第一所纺织专科高等学校也是第一所厂办大学，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聋哑学校，第一所以正规教育培养京剧人才的学校——伶工学社，第一所刺绣技术学校等等，甚至气象、公路、铁路都是开了全国风气之先。当然对于兴办教育，张謇尤其重视，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甚至负债近百万，年届70仍在卖字筹款，可谓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竭尽生平之全力。 

　　 

　　开放的国际视野

　　 

　　儒家文化强调“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体现开放包容的思想和胸怀。正因为包容开放的胸怀，中华文化能够学习、借鉴佛教等外来文化，不断完善自身，成就了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同样，因为开放的国际视野，近代伟大儒商都创造了时代的伟业。

　　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者，张謇始终关注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从世界大势中寻找贫弱的中国、偏狭的南通可能的发展机遇，发现可以借鉴的经验。他说，要能够洞悉明察“世界趋势、国家现状、地方大计”，用国家和民族的忧患危难来激发人民的觉悟，增长人民的智力，这样才能成就空前的事业。他一贯主张“办一县事，要有一省之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之眼光。”无论是在探索实业救国的路径，还是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及其人才；无论是在规划南通“地方自治”布局、经营乡里村落，还是在推动地方产品走向国际，张謇一方面积极吸纳西方的经验、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更以一种通达天下的胸襟、高瞻世界的眼光来把握趋势、超前谋划、创新格局。

　　张謇的“棉铁主义”发展战略，就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进行开放思考的结果。在棉铁两业中，张謇进一步提出了优先发展棉纺织业的主张，他说实业发展的目标“在棉铁，而棉尤宜先”。可以说，正是立足开放的国际视野，张謇把握住了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确立了正确的实业发展战略。但张謇的“世界眼光”并不是贪大求洋，他非常善于将西方经验因地制宜地用于本土实践，探索了一条内生型发展模式。张謇在南通大力实践其“棉铁主义”“棉尤宜先”战略，从棉纺织业入手，利用了本地资源优势，维护了民众生计，并可抵制外来的经济掠夺。这种内生型发展模式和新旧产业的联进效应，奠定了产业集团化发展基础，开创了南通工业化的成功之路，南通经济社会的各项事业在大生纺织企业的引导和支撑下得以全面进步。

　　 

　　自觉的诚信守法品格

　　 

　　诚信是儒家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极为推崇信，认为“信近乎义”。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并一再强调，“谨而信”“言而信”。就经商而言，虽以盈利为目的，但“信义所孚，人不忍欺”。经商以信义为依据，才能通有无，近悦远来。相反，对于无诚信者，自然无法谋取长期利益，同时也应当予以惩罚。对此，管仲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秉承儒家的传统，张謇也非常注重诚信，他曾说过，“与其得贪诈虚伪的成功，不如光明磊落的失败”。同时，张謇根据时代的发展，又融入了遵法的时代要求，推动了中华商道精神的新发展。

　　张謇认为，诚信是为人之道，必须坚守忠信笃敬。他甚至认为这是进入圣贤的关键。当然，张謇认为诚信是工商经营之本。他认为，集结社会资本创办事业非做有信用之人不可。“苟示人以信用，使人乐从，即绝无资本之人，总可吸取人之资本。故时时以忠信笃敬为训。” 张謇十分痛恨当时商业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欺诈行为，指出“与其得贪诈虚伪的成功，不如光明磊落的失败”。张謇坚信，忠实不欺是事业发展的宽阔路径。若无信用，“何以招徕主顾？便宜不过一时，损失终无尽期。”无论是修身之道，还是经营之法，诚信是基本遵循。

　　另外，张謇也极为重视法治，强调依法行事是发展企业的保证。张謇创立并实行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张謇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法治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在1913-1915年间，张謇就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时期，开始积极推动经济立法，对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在《实业政见宣言书》里提出了四条政见，其中第一条便是“当乞灵于法律”。他指出：“法律作用，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基于这样的认识，张謇非常重视企业家的法制意识和观念培养。他指出，当法律和现实之间发生抵触时，应该详细了解各项法律条款，以至于访求法律专家，通过法律手段求得经济问题的解决。

　　 

　　勤俭的工作作风

　　 

　　勤俭是中华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最古老的训诫。儒家强调，“勤以修身、俭以养德”，推崇“节用而爱人”。治生之祖的白圭就以节用爱人而垂范后世。可以说，这也是近代儒商最突出的品德之一。

　　张謇非常推崇勤俭。他认为，“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是“可以立实业之本”，不节俭就难以维持和发展事业。针对当时列强的经济侵略和低价倾销，张謇更加重视勤俭，强调国内各工厂应通过节约，降低产品成本，从而改变民族资本企业在“商战”中的不利地位。在大生纱厂的稽查章程中，张謇特地列出“糟蹋”一条，规定“凡厂内外一切机件、花纱遗弃不检者，厂内查明当班司事何人、小工何人、当事女工何人，随时实记；厂外饬小工检拾，分别收藏。”

　　当然，勤俭也深深浸入到张謇的生活之中。他一生衣食住行各方面均很节俭。“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用。”张謇常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在家书中，也是常常叮嘱节俭之事。“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一切“能少奢一分少一分”。张謇的勤俭精神，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十分感慨的。

　　回首历史，在任人宰割、百年屈辱的近代，在内外营商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张謇克服了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公而忘私，矢志于实业救国，写就了可歌可泣的中国近代工业化奇迹，将中华商道精神弘扬到了极致，无愧于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之誉。对于伟大儒商张謇，我们今天的民营企业家更加不能忘记，应当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他所体现的儒商精神，为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王建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新阶层新群体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