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商文化在近代上海的转型与崛起

　　透视苏商文化精神，不能不说江苏和上海的深刻血缘关系。“海之上”“地居上洋”的上海历史上隶属江苏。宋代是镇，元代是县，在明代才筑起城墙，成为江南省的县城。上海明清时代是苏州的卫星城市，成为接受苏州吴文化强辐射的“小上海”。上海始终仰慕苏州、追随苏州，至今，以苏州评弹为主的众多江苏文化样式依然是上海文化的嘉音美风。江苏江海联动的对外开放性和苏商以丝绸纺织为龙头的坚实制造业基础，推动上海成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新航道的起点，成为西方世界进入中国东部的重要口岸。

          

一、苏商对上海近现代化成长至关重要

　　苏商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进程，无论是在经济界，还是政界，都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他们当中的显赫人物几乎都具有纳入所在领域编年史的意义：张謇——主张实业救国的状元、南通的大实业家；荣德生、荣宗敬兄弟——“面粉大王”“纺织大王”，奠定无锡制造业的坚实基础和“小上海”工商业的地位；范旭东等人在南京共同创建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碱厂，首开我国化学工业先河，南京由此成为中国最早并影响至今的化工基地；席正甫家族——洞庭商帮的杰出代表、洞庭东山名门旺族，是叱咤上海滩金融界半个多世纪的买办世家，苏商转型发展金融业的杰出代表；盛怀宣——常州的旷世官商，他是近代苏商官商气脉的杰出代表，晚清官商第一人，最早提出“官督商办”思想，并在晚清叱咤上海滩，一步步成为最懂工商业的官僚，他直接倡导、促成中国最早跨行业、跨地区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还有创办镇江永利丝厂的李维元，创办大伦纱厂的张劝史，创办苏伦纱厂的陆润庠，创办上海滩乃至全中国的“绒线王国”——“恒源祥”的沈莱舟，还有将国内主要火柴厂组建成“大中华火柴公司”的苏州“火柴大王”刘鸿生，还有淮安籍银行家陈光甫以及出生于淮安的银行家周作民。加上当时江苏管辖的上海，有氯碱工业的创始人吴蕴初和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苏商走通上海发展之路，既是被逼的，也是明智的历史抉择。洞庭商帮看准了上海商埠的特殊商业地位与惊人的发展潜力，移师上海，借上海开放口岸之商机和租界保护之便利，继续做稳实业。这是他们惟一的退路，无疑于山穷水复疑无路之路，他们却可以应时而变，变无路可走为扬帆顺水出海，把太湖的波澜汇入吴淞江和黄浦江，依托上海，实现历史性的转型发展，走出了一条从传统商贸向现代化企业精神转型的通天大道，成为上海滩洋行与清廷有力联系的桥梁，成为动荡社会中一枝怒放的财富奇葩。

二、近代苏商上海转型发展启示录

　　苏商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在洋商、洋行遍地的上海滩实现转型发展，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

　　第一，深厚良好的儒学文化浸染支撑

　　以洞庭商帮为主体的苏商，崇文重教与崇尚实业并重。明清时期苏商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阶段，依托于当时极为发达的儒学文化。苏州府的进士、状元居全国之冠。苏州在清代共出状元26名，占清代全国状元总数22.81%，占江苏全省状元总数53.06%，无论是平均数还是绝对数，均为全国第一。亦商亦儒，良好教育和文化支撑使苏商儒雅持重，在商懂道，精明务实，充分认同社会主流政治和文化，并从中获得发展之机，苏商做人温和顺从，做事脚踏实地，经商笃实有信。盛宣怀是常州武进人，他活动地盘主要在苏州和上海，官商一身，特别精通与洋商打交道，可以说是当时中国首富，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奠基人，他表现出苏商儒商文化精神品质特点，既要传承书香文化，也要以金钱利益实业为基。苏商文化气息浓郁，苏商没有不切实际凌空蹈虚的暴富幻想，而是脚踏实地从长计议，一贯坚持以实业为主、商贸为辅和实业富民强国的基本原则。

　　第二，“企业家精神”的自主意识

　　在时代变迁之时，苏商更是能够强调发展实业和重商思想，不固执于“学而优则仕”的正统，而是怀着“学而优则商”的实业救国抱负，提出重读书、更重经商观念——去科场，更要去商场；能读书，更要能经营。苏商身体力行，开风气之先。荣德生的儿子荣鸿任及孙子荣智明去美国留学，荣德生临行再三训迪，在外不必以学位为目标，只要在事业上学会实用本领。要把自身价值与 “国家社会”紧密相连，要有为祖国和民族着想的广博胸怀。张謇是近代苏商领军人物，是中国第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精神的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的突出代表。他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中，放弃状元尊容，认定“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行之。” 他创办南通大生纱厂，一生共创建了 18家企业，创立实力雄厚的大生资本集团，形成一个包括农、工、商、运输、金融等行业的广博实业体系。

　　第三，最先分清资本者和经营者

　　伴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以洞庭商帮为主体的苏商，具备时代意识，成为资本者与经营者最早分开运作的商帮。洞庭商帮既可以成为资本者，也可以成为经营者。在家族掌握决策权的基础之上，他们积累了“领本”制度等行之有效经商方式：有钱人出资，有才能者领资去闯世界做生意，以实绩为比例分配。这使没有资本但有拓展市场才能的人、想创业的人也能够纵身商海、为商为贾、挥斥方遒。

　　第四，金融业为核心的“外向型”发展

　　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在上海开辟买办业、钱庄业等金融业和丝绸业、棉纱业等实业，特别是在上海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金融商业活动。洞庭商帮将资产转移到上海开钱庄并成功对接近代上海外国金融资本的达65家之多。1874年至1949年的75年间，外资在上海先后开设了大小银行68家，其中执金融界牛耳的是英资汇丰银行、德资德华银行、日资横滨正金银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俄资华俄道胜银行和美资花旗银行6家，称之为“六国银行”。当外国银行都被吸引到冉冉升起的远东金融中心上海时，他们不得不与中国传统钱庄对接。以东山席氏家族为首，加上东西山其他家族在金融、工商等领域的发展，洞庭商帮依托上海近现代的全面转型非常明显。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现代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形成庞大的金融体系和细密的金融网络，是怎样起步于洞庭商帮的草根金融组织——钱庄，并成为控制、促进近代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苏商在上海撩拔金融资本之大水，既如鱼得水，更是得水生鱼，在近现代社会演变中更迅猛地推动制造业发展，苏商成功地转型为中国近现代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式商帮，并在之后的发展中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杰出代表 。

　　第五，坚持本色“洋为中用”

　　苏商与时俱进与洋商共舞，洋行接受席氏家族世袭相传的买办位置是突出案例。无论是自席正甫担任英国汇丰银行买办，还是他的舅父沈二园担任新沙逊洋行买办，他们都是立即熟门熟路地将洞庭商人昔日经商时举贤不避亲、族人互相学习帮衬、多用族中子弟的做法移植于外国人办的银行、洋行之中，一时显得颇具中国特色。从席正甫和他的兄弟这一代人算起，席氏祖孙三代共有11人，再加女婿，共有14人，先后担任上海20多家较有影响的外商银行中6家英商银行(汇丰、麦加利、有利、宝信、中华汇理、德丰)、3家美商银行(花旗、信济、通运)、2家日商银行(住友、横滨正金)和法商银行(中法工商)、俄商银行(华俄道胜)、意大利银行(华义)的买办，特别是席氏祖孙三代在汇丰银行当了56年买办，形成了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著名的席氏买办集团和名副其实的买办世家。以席氏家族为首的洞庭商帮在上海金融界形成了一股强大势力，各地商人为解资金短缺之虞，非请洞庭商帮来帮忙不可。所以，19世纪末流传着这样一首口谚：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有钱有势的洞庭东山席氏家庭成为上海滩风云一时的金融世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极其重要地位。

　　第六，具备沟通官府洋行超强能力

　　苏商成功转型发展，关键需要依靠超强的处世交际和文化能力。商贸是买卖关系，又不只是买卖关系。苏商温文尔雅、蕙心纨质的文化特质让他们能够圆熟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官商关系，使自己成为举足轻重力量。外国洋行和官府与苏商更谈得拢、合得来，在重大问题上更能心领神会，配合默契，他们不约而同地更愿意选择苏商，这使上海滩的金融业、买办业一下子从“粗野”的粤商手中转移到苏商手中。有席正甫居中斡旋，汇丰银行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从1877年到1895年的18年间，汇丰银行投资给清廷的贷款竟达610万金镑、1100万规银和438万银元。席正甫得到清廷赏识，被赐予二品顶戴，赏穿黄袍马褂，成了“红顶买办”。席氏家族和达官贵人关系极为亲密，席正甫和清廷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盛宣怀、袁树勋等都私交甚密。其三子席裕光与国民党政府的陈立夫、陈果夫缔结姻亲关系。孙子席德懋和宋子文结为姻亲关系。家族关系提供了基本的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源，由此奠定苏商社会关系基础，延续并加强紧密官商关系：1905年，席立功代表汇丰银行同清政府签订借款100万英镑合同；1913年，以汇丰银行为首的五国财团，贷款2500万英镑给袁世凯政府。

　　

三、苏商文化精神融合海派文化新素质

　　第一，更加开放包容

　　万涓汇聚，不息水流，襟江连海，有容乃大。《庄子·秋水篇》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纳之”。海派沪商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直接面向世界近代工商业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具有容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海派”风格和气势。近现代上海开埠、洋务运动兴起也是对苏商文化精神中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塑造。“中外缔交，华夷错处”，“峨舸大舰，捆载百物，贩运往返，万里若咫”，“商几非昔之商”，上海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禀赋和外来移民善于相互交流吸纳的习性，推动了开放性和包容性，培育和促进上海经济社会的核心价值——积极面向多元社会，进行畅通的商业贸易。

　　开放交流、包容融合中的不断发展，是沪商文化的根本生命力、创造力。上海的商贸，有现货、期货的不同交易，有各不相同的付款方式，还有种种信用制度和保险方法需要苏商、沪商去应对掌握，上海的近现代服务业更是涉及商品、航运、金融、保险等各种领域，均需同国际贸易规则一一接轨。八面来风，四方宾客。上海是浙江宁波帮、绍兴帮，江苏洞庭商帮，广东潮州帮、福建泉漳帮等活跃之地，是外国商人和侨民、国内移民最多的中国大都市，是进出口贸易中心，天下客商汇聚，具有开放包容的博大襟怀。

　　沪商文化的先进性也体现在开放包容。上海的开放包容更是在吸纳赋有时代进步意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并非偶然，上海成为汇聚天下赴欧美留学英才之地并非偶然。

　　苏商通过上海进行沿海贸易并走向世界，得开放包容风气之先，成为苏商最重要的文化精神特征。苏商在上海的崛起是一个向国际同行深入学习的过程，是不断对外吸纳、对内融合的过程。苏商在上海拓展了广阔空间，一方面坚持苏商文化精神中一以贯之的品质，另一方面，注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新元素，以多维视角看世界和审视自身，更注重包容与传统文化相异度较大的西方文化，呈现洋为中用、东西方文化较好融合的新态势。

　　第二，不避重商言利

　　上海开埠后金融业和制造业的崛起，为海派沪商文化注重订单生产、买卖交易的特性提供了历史契机，上海的商贸欲望空前高涨，商业贸易加速兴起，为沪商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物质条件。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视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的城市，更是将西方商业契约文化精神注入沪商文化血脉。

　　显然，沪商文化不回避重商言利，摆脱了传统文化绝对的义利观束缚，摆脱传统文化对商人义与利的矛盾纠缠情结，不讳言商贸事务盈利性，不讳言盈利是商贸活动的唯一追求目标。西方企业文化所言“不赚钱的企业是不道德的”，对沪商而言就是“千做万做，亏本生意绝不能做”。沪商可以吸收融合，采取更西方化的商贸规则和各种手段。沪商文化是一种淡化仕途的新文化，不需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去用温情脉脉“轻利重义”面纱掩饰逐利真实面目。言利就是言利，把追求财富视为名誉，以财富多寡衡量社会地位。财富可以五湖西海而来，也可以八仙过海各种手段和方法而来，在风云际会之中，在激烈商战血肉搏杀之中，谁最终握有雄厚资本，谁就受到尊崇，享有名誉和地位。沪商文化不重“达官”，而钟情“大亨”，上海滩大亨成为沪商文化向往目标和孜孜以求的社会称号。谋取利润、追求财富成为沪商文化突出务实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苏商的成长有着非常厚实崇文重教传统文化精神氛围，有着刻骨铭心温文尔雅的儒学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可明言利、言必及义是十分正常的。翁同龢写的对联很透彻：“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需读书”，洞庭商帮在东山明善堂也有一幅对子，可谓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宽田宽地不如宽厚待人”。而苏商正是在保持崇文重教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前提下，结合稳健务实、儒商并重基本态度和上海不讳重商言利的转型意识，形成东西方文化融合、更具近现代工业文明经济观念、追求功利商贸交往精神和注重追求物质消费生活的行为方式，以积极态度吸纳海派沪商文化重商言利价值观，体现出不避重商言利新特质。

　　应该看到，苏商将这样的价值观和传统的家族序齿人情关系、融洽的官商关系较好地揉合在了一起，在杀伐果断的商业逐利关系中，注入传统文化温良敦厚品质，使苏商能够稳稳立足上海，并与洋行建立良好关系，在中国工业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独特重要作用，俨然成为推动沪商文化将务实创业、重商言利和道德彰显在新层面上结合起来的主要推手。苏商在上海践行“合理牟利、合理消费，有益者取、无益者忌”经商新理念，促进“敬业、诚信、高效、优质”商贸文化的形成。

　　第三，注重精明盘算

　　西方文化中商贸关系表现为思虑缜密、锱铢必较的买卖关系。开放包容和经商逐利的精明盘算不是矛盾关系，而是内在精神一致，是促进关系，为各地、各国商贾云集的上海提供良好商贸环境。

　　商贸相互关系确立在承认对方合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在台面上推敲细节、算清利润、摆明利益，才能确立与海内外商贾的不解商缘。精明的、认真的细节掌控蕴含商贸经营通行法则和近现代商业核心精神，为沪商文化追求精明经商风格奠定思想基础。精明盘算，既是处理商贸基本手段，也是沪商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推行极具特色的、新的商贸观，甚至就是上海的城市文化风格。事实证明，经济越发达，人就一定会越精明起来，当下苏商淅商的精明盘算也绝不亚于沪商。苏商在该讲究利益时，毫不犹豫，不需遮掩，也不会踯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诚然，苏商文化讲究务实，落实在精细之处，沪商文化极注重精明盘算，把追求实际实惠放上台面。苏商的务实精细和沪商的盘算精明，两者相结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传承和西方工业文明交流融合。苏商在自身吸取精明盘算新素质的同时，对促进沪商文化在中华传统文明和外来文明之间取得和谐统一，保持“洋为中用”的基本态度有着积极作用。

　　因此，在苏商稳健务实、优雅精致行事风格之中，显现成熟的、与时俱进的“精明经商”商贸文化价值取向：把讲“实惠实效”的精明盘算计放在重要和突出位置，处理商贸事务可以不温良恭谦让，可以毫不掩饰咄咄逼人和斤斤计较、毫寸不让，在商业规则中可以翻脸不认人。

　　第四，追求公平守法

　　公平守法是务实精明孪生兄弟，与沪商交往和合作不是靠人情关系模糊界线、软化双方，而是靠契约规范和精明盘算完成商贸相关方利益最大化共赢。

　　中国传统文化更侧重于纵向序齿，讲究尊卑长幼，重视社会地位不平等和尊崇特权，更讲究人际关系和人情面子，重人治，轻法律。西方文化看重横向人际交往关系，在此影响下沪商文化，积极扬弃传统文化中因循守旧的封建糟粕。在沪商文化关系中，注重讲规矩、讲规范、讲法治、讲诚信，认钱不认情，论事不论人，追求公平性和法治契约精神，在法律、法规硬约束之下，无论是谁，不论什么背景，都是在一个同等框架之中买卖生意，追求人际关系平等性和理性交往。

　　近现代上海作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第一大港口，打击走私和黑市是基本维法护权工作，这种意识渗入沪商文化血脉之中，沪商文化把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放在突出位置，只有这样，务实精明盘算才能显示出所有合理性和巨大时代进步意义，而不只是一种经营商贸技巧。

　　苏商有了这层熏陶和锤炼，笑傲沪上，同样可以不那么温良恭谦让。在没有敲定每一个细节之前，也会是铁面，在遇到未明事件时，也不会留有情面，抽身撤退可以是毫不含糊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苏商是在这样文化交融中有了明确意识：现代商贸关系就是一种法律关系，强调企业家精神，强调企业法权，强调企业家独立决策和自由度，强调人权。因此，苏商在沪上自觉追求公平和遵纪守法。

　　第五，大力开拓创新

　　沪商文化大量吸纳西方工业文明，引进进行新技术、新设备、新制度、新思想，进行融汇创新。外商企业、洋行的近代化运作，为苏商提供与西方商人打交道的有益借鉴。上海文化事业、新闻事业发展兴旺，商贸法律制度建立和健全，为苏商提供良好舆论文化环境和创新氛围，提供触发思想、开拓创新的自由度，为苏商创造视野开阔、见多识广、开拓创新的有利条件。 

　　上海是中国最早孕育市场经济的地方，争分夺秒、竞争搏击、时不我等、催人奋进。市场经济一是要创造市场终端最大值，创新产品，使之物美价廉，获得广大顾客认同；二是创造名牌，通过品牌树立企业市场影响力、辐射力。没有开拓创新，没有追求卓越精神，不可能制胜市场。市场经济不相信市场之外身份，只以商品质量来分高下论英雄排辈份，上海外商企业、苏商以及沪商的民族资本企业都是遵循这一法则，别无他法。

　　苏商吴文化有着大胆开放冒险性格和雄健恢宏拓边精神，成为铸就沪商文化开拓创新精神的重要来源。近现代上海的快速崛起，是苏商和沪商善于吸纳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具体国情和商贸发展紧密结合、勇于开拓创新的结果。

　　苏商在上海，对于迥异于传统的商贸运行方式、对于新兴行业的创建、新式会计制度的引进运用和新式股份制公司的设立，均采取积极态度。苏商对西方工业文明新事物积极吸纳、学习和接受，形成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开拓创新的鲜明特色。并通过在上海和江苏腹地发展实现又快又好新辐射，形成上海周边、长三角制造业坚实基础和兴旺发达商贸体系。

　　苏商大力开拓创新在上海的创业中拔得头筹，率先领先，不断凝聚创新精神，不断迸发创造活力。

　　第六，弘扬爱国精神

　　1902年，在苏商杰出代表、洋务派官员盛宣怀的力主之下，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创立。1904年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1905年，针对美国政府推行歧视华工政策，上海商务总会通电汉口等56个大城市商会，发起轰轰烈烈抵制美货运动。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昂然走上中国政治舞台。

　　上海市民阶层中确实有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偏执分子，也有忠实消费、迷醉于西方文化的“老克勒”。但沪商文化的鲜明特色和核心价值观是，在中西融合之中坚定民族立场，踏过历史风霜与创痛，大义凛然，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追随进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沪商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爱国热情和坚定不移的民族立场，沪商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面向世界的，更是炽热爱国的。

　　苏商在沪商文化交融辉映中，具有很强的开放包容、海纳百川、融合中西理念的能力，但从来没有拾人牙慧，从来没有食洋不化，也从来没有数典忘祖。上海是中国青年学子赴洋的出发地，也是学成归来的创业热土。苏商也有一批“海归派”，尽管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和先进西方理念，在传统文化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之下，心中曙光映现，胸中沸腾一腔爱国热血，苏商在“实业救国”和“设厂自救”热潮鼓动之下，不甘心仰人鼻息，低洋商一等，不愿以贩售外货获利，而是在“堵塞漏卮、挽回利权”的责任心驱使之下，发奋图强、经营实业、做大做强。苏商不断提升精神境界，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实业救国意识和自觉社会责任感，弘扬前辈慈善赈济社会责任传统，注重发展与企业有关公益事业，满腔热情投身文化、科技事业，为振兴民族工业、为振兴中华而竭尽心力。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吴跃农）

 

（责任编辑 曹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