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家庭教育的启示

2022年10月27日19:10来源:《中国工商》杂志 作者:杨群

徽商在明清商界“执牛耳”,称雄达几百年之久,个中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徽商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让当时的徽州儒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业人才,薪火相传,久而不衰。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深入挖掘徽商家庭教育中的优秀财富,对现今的家庭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富而教不可缓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徽商认为子弟的教育也是如此,要想子弟真正成才成人,则需要从蒙童抓起。他们认为,“凡人非上智,未有不由教而善者”。歙县的鲍柏庭,业盐致富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教育子弟。他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赀财何益乎!”认为对子弟的教育刻不容缓,所以他“教子也以义方,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富而教”是孔子的思想,鲍柏庭的看法代表了他对儒学的了解与重视,同时,可以说代表了绝大多数徽商的态度,成为徽商的共识。他们认识到教育是长期的事,必须从早从小抓起。如明代徽商程实,晚年回乡,“家居率晨起”“课诸孙鸣琴读书”,到“夜分乃寝”,亲自监督子孙的课业,尽心尽力。

“古之学者必有师”。徽商为了给子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隆师课子”,丝毫不怠。歙县江鳌公在家声“大振”后,“课子延名师,朝夕敬礼”,其子东涛公“芸窗奋志”,终能“黉序蜚声”。明末歙县商人鲍继登,业盐成功后,建私家书塾德文堂,“广延名师、罗益友以训其子孙”,助力子孙成才成人。休宁商黄公因家庭困难,弃儒服贾,在家业“渐起”后,“以夙志未酬,课子孙,隆师友,建书舍为砥砺之地,置学田为膏火之资”。徽商许公家业渐饶后,“塾延名师,日程督诸子,令诸子以次进”。如果本地请不到理想的老师,家长就让子弟负笈外地,拜师求学。有的徽商还资助书院,让子弟进入书院学习。书院不仅有著名学者授课,更有不少学友可切磋时艺,达到“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效果。

课堂教学只是家庭教育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徽商还利用多种形式对子弟施教。纵观徽州分家阄书,可以发现每份分家阄书里都包含着一份类似家训的教子之经,渗透着种种治家持业、孝友团结的道理,反映了父辈对子弟的殷切希望。如道光五年歙县《盛姓阄分文簿》:“自此阄分之后,务宜念切同胞,毋负埙篪之豫,情关一本,勿伤手足之亲,须立志以光前,亦垂猷而启后,谨守谆嘱,莫视具文。”同治十三年休宁《胡姓阄书》:“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无他,知承祖父之产业,忽忘祖父之训诲也。”

徽商不光重视课业,对子孙的品德也极为重视。在徽州人的厅堂、书室中常常会悬挂各类楹联,以熏陶子弟,塑造良好家风。如“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德从宽处积,福向俭中求”“继先祖一派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耕惟读”“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孝悌乃传家根本,勤俭是经世文章”“天地间诗书最贵,家庭内孝悌为先”“富贵每从勤苦得,韶华不为少年留”等等。这些楹联,子弟天天都能看到,甚至能够熟诵,其中所包涵的治家之语、道德涵养对子孙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甚至当女儿出嫁时,徽商仍念念不忘进行教育。歙县商人吴廷枚写了首《嫁女》诗送给女儿:“年刚十七便从夫,几句衷肠要听吾;只当弟兄和妯娌,譬如父母事翁姑;重重姻娅厚非泛,薄薄妆奁胜似无;一个人家好媳妇,黄金难买此称呼”,教育其女要做一位孝顺贤惠的好媳妇,足见其良苦用心。

 

徽商家庭教育的内容

徽商重视家庭教育决不是一时一地或一家之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宋代大儒朱熹是徽州人,他的重教兴学的理念在徽州深入人心。徽州人自觉地践行朱熹重教兴学的理念,而且一代代坚持,到了明代已是根深蒂固了。

而徽商的家庭教育不止尊崇儒学,而且重视实用实践。旧时的徽商为了生计,被迫“弃儒服贾”,在服贾过程中深深体会到文化的重要。没有文化,连基本计算都不会,怎么进行买卖?经商要长途贩运,没有文化连路名都不认识,岂不寸步难行?经商必须要和人打交道,尤其要和官员打交道,有些行业如盐业,还涉及到复杂的政商关系,如果这些不懂,将会处处碰壁。因此,徽商的家庭教育内容涉及道德情操、经商知识、应试从政等多个层面,拥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立品为本为先。明清时期徽商非常清楚,教育子弟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一定要把立品放在第一位。清代黟县商人许浩,在教育子弟时曾说“作文以读书为主”,“读书以立品为主”。这实际上是很多徽商的共识。

在《绩溪积庆坊葛氏族谱·家训》中也说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则为善之乐不惟见于身前,而且垂之身后矣。故人之处世,一言以蔽之曰:‘为善’”。徽商还教育子弟,“作人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本为臣忠,为子孝,居家俭,处族和,儒勤读,农勤耕,商贾勤货,举动光明,存心正大,谨戒暴怒,做事三思,凡此皆亢宗之事也”。清休宁商人黄文中,在《戒子箴》曰:“勤以克家,俭以节用,敦孝为急,祀先为重,毋怠而荒,毋骄而纵”,后又作《戒孙箴》曰:“德为保身之本,善为集福之基,奢为覆家之兆,傲为害己之锥,恒存清苦之操,严绝游宴之私”。这些关于立品的教导,无疑会影响子弟的一生。

第二,切于谋生实用。明清时期徽商深刻认识到,子弟不仅要有良好的品德,也要有谋生的本领,所以在家庭教育中很注意谋生实用方面的教育。他们主要采取两种手段:一是直接传授商业知识;一是将子弟带在身边,让其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家庭教育首先要学习认字、写字,稍大点还要学习算盘,这都是将来谋生的基本能力。即使孩子后来外出学徒,作为父亲也不忘通过信件谆谆教育。如一父亲在给身为学徒的儿子的信中说:“前接来信己悉,……但儿年已二八,正当自立之时,今既蒙焕兄指引学业霞川店中,诸事无论大小必须向前,此为学生分内之事切不可稍忽。闲暇之时,勤操书算乃要。倘有客时,只宜敬茶奉烟,万勿多言,务宜静听,以观进退交接之仪而已。恐有不到之处及不知之事,可于焕兄尊前请教……”我们在很多徽商家书中都看到他们对子弟的教育,说明徽商认识到培养一个人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家长长期的责任,是不能稍有松懈的。其次是实践教育。不少徽商当子弟长大后,将其带在身边学习经商,这样朝夕相处,随时指教,在实践中学习,更利于子弟的成长。不少徽商子弟就是这样慢慢成熟起来。徽商汪季公,发现其子有经商之才,便“释业授之”,后“贾闽、贾吴,业骁骁起,以盐策贾淮海、江汉并起”。明代徽商朱次公,其“从伯兄贾淮楚间”,跟随其伯兄后学做生意。歙县商人江才,少时“从其兄为小贾”,即跟随其兄先做小生意,长大后“乃独游青齐梁宋之间,赀日起,为大贾”。休宁商人金潭,他“年十七受贾”,其父不放心,便用“一小邸试之”,后金潭“贩卖如老贾”,其父才放心,便“以所主邸委之”。金潭在其素号“善贾”的父亲身后学习经商,本领大有长进,“岁计所获,或饶于父”。

第三,夯实应举基础。明清徽商对于比较聪明的子弟,则要求他们读书应试,认为这是“亢宗”之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徽商子弟在学习掌握基本知识后,需要进一步深造,这往往在家中是难以实现的。所以他们就将子弟送出拜师,或送进书院。由于书院一般多请名士硕彦任教,学到的东西大不一样。而且多以科举为目标,组织教学,评判时文,进行应试教育,从而使弟子经过若干年的学习,夯实了将来应试的基础。不少徽商子弟就是循着这样的道路走向科举之途并获得成功的。据统计,“明代徽州中文进士者计有452人、武进士56人;清代徽州中文进士者计有684人、武进士111人”,明清徽州府的进士总数高居全国各府前列。这些人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为官,极少出现贪官,基本上都能做到“清慎廉”,大多在历史上留下美名,有的还进入地方上的名宦祠,接受当地百姓的膜拜。这与徽商长期的重视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薪火相传,言传身教

徽人外出谋生,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父携子、弟随兄经商。在《茗洲吴氏家典》中就有明文规定,如若子弟无才华读书,又无田可耕,为了谋生,不得不从贾者,“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它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闲,致生祸患”,家典中将族众提携或是亲友推荐予以明文规定,这给徽人去外地服贾,以至成功谋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使父辈商人能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经商道德、义利文化与实践经验,使身边的子弟得到教育、锻炼。

徽商汪氏针对其选择不同职业的两子提出不同的要求,长子经商,他教育道:“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季子业儒,他叮嘱道:“学贵自修,非专为名尔,惟勤励俟命,吾不以利钝责汝也。”清康乾间盐商吴嵩堂尝语其子曰:“我祖宗七世温饱,惟食此心田之报。今遗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尝曰:“人生学与年俱进,我觉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黟县商人舒遵刚,尝语人与其子弟曰:“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人皆读四子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辄观演义说部,不惟玩物丧志,且阴坏其心术,施之贸易,遂多狡诈。不知财之大小,视乎生财之大小也,狡诈何裨焉。吾有少暇,必观《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漏三下始已。句解字释,恨不能专习儒业,其中义蕴深厚,恐终身索之不尽也,何暇观他书哉!”父亲身体力行,不能不对子弟有深刻的影响。又常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祁门商人汪惟贞,在外经商,将别人欠其的满满一筐的借据焚烧后,“归课其子”,其子受到汪惟贞所行的感染,“体翁意,亦能清修自毖,以文章德量见重当时”,这便是身教的力量。

子弟随时随地在实践中跟从父兄学习,父兄也能因时因地因事给予教育,不仅有商业道德的培养,还有经商知识的传授、经商技能的训练,使子弟从最初的一窍不通,慢慢学会了经商。有的甚至后来居上。徽商之所以能够一代代延续五六百年,能够把握变幻莫测的市场,关键时刻能准确抉择,并能够协调好与经商相关的各种关系,这些都与徽商一代一代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教育“内化于心”,必将“外化于形”。正因为徽商子弟一代一代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所以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质,而且从小培养起爱读书的习惯,离开家庭后继续抓紧时间学习,不少商人一边经商一边学习,成为了有文化的商人。加上立志科考的人,仍有大部分无缘科举,他们最终还是回到了经商道路,使徽商队伍中又增添了大批有文化甚至文化程度很高的人,终使徽州商帮获得了“儒商”之称。(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讲师 杨群)


(责任编辑 曹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