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探索者

 

　　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我国企业制度变革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说法，第一次写入中共中央的决定。

　　在红豆集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却是一个职工们日常耳熟能详、朝夕相伴的名词。红豆的党建馆中，甚至还陈列着20万字的专著《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由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周海江亲自撰写，2017年发布于中央党校。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最新方向指示，却在江苏无锡一家民营企业中找到了应和与回响。

 

没有伯乐，海选赛马

　　2004年9月13日，周海江接到了集团办公室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只说请他去开会，对会议内容却守口如瓶。是什么事情竟需要如此神秘？等周海江到了会议室，发现房间里元老云集，坐满了红豆集团的股东、高管与两级公司的总经理。这时，时任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耀庭才揭示了会议的议题——海选集团总裁。

　　一石激起千层浪。海选集团总裁不仅是红豆集团的大事，在2004年的中国民企中也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外面的媒体众说纷纭，当时身在暴风眼中的周海江却很冷静，因为对于父亲的这种“突然袭击”，他与红豆都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了。

　　另一方面，以海选形式决定接班人，绝不是周耀庭一时兴起的奇思妙想。早在1995年，为提升集团的管理水平，红豆就曾以百万年薪面向全球招聘总经理，一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在“能人治厂”风潮里被选拔出来接手红豆前身港下针织厂的周耀庭来说，最有能力者执掌公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负责具体执行“总裁海选”的王竹倩后来说，以老董事长的性格，这个主意一定在他脑海中酝酿至少半年以上了。

　　“他指明让我找几个外地大学生负责，因此和集团的骨干都没有任何枝枝蔓蔓的干系。并令我对所有参选者绝对保密，以保证选票的绝对公正。”王竹倩回忆15年前这场海选，依然记忆犹新。

　　选举共分两轮，担任过集团高管和一级子公司总经理的20人拥有参选资格。经过第一轮投票，50名大股东选出4名总裁候选人；第二轮，4名候选人选出2人；最后一轮，在2名候选人中选出总裁。最终结果，周海江全票当选。

　　“因为有投票权的都是在红豆拥有股权的人，也是最希望集团发展好的人，可见，周海江当时确实是他们公认的最正确的总裁人选。”王竹倩说。当时，列席海选会议的还有好几位退休老同志，一听到结果，竟然热泪盈眶。

　　公平民主的形式，选出了能孚众望的人。后来的事没有让红豆的股东和元老失望，更没有让深谋远虑的周耀庭失望，在红豆历练了17年、历任车间主任至子公司总经理的周海江此时已经完全成熟起来，他披挂上任后，带领集团走上了一条翻天覆地的发展快车道。

　　不少人都知道红豆这段往事，但在很多外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周海江身为董事长长子，并非“继位”集团当家人，而是通过制度性竞争“当选”集团当家人的逻辑。实际上，红豆从科长、厂长到总经理、部长乃至于总裁，一律采取竞争上岗机制，凡是符合条件者均可自主报名，员工常以畅通的上升管道为骄傲。区别于传统的企业领导当伯乐“相马”，在这里实行的是“赛马”：制度选人，贤不避亲，才是公司人才选拔的常态。

　　而海选总裁，既是红豆竞争上岗机制的一个成功案例，具体而微，又是周家两代人在制度观念上的一个交汇点。周海江坦言，当父亲1995年选择向外招揽总经理时，听闻外界的风言风语，他还有过不舒服，但随着时间推移，他理解了父亲的苦心：一是周耀庭下决心要打破任人唯亲的怪圈，打造更科学的用人制度；二也是在磨砺他，暗示所有的干部员工，公司接班人的产生，需要靠制度，靠能力，靠成绩，而不是靠亲情关系。

　　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能者居之，更是现代企业高效运转的制度保障，父子两代人的管理思想，在制度这条隐线上不谋而合。要理解红豆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就要理解这种在传承中演进的制度“基因”。

 

当光膀子上班是常态

　　制度，一向是周海江的擅场。

　　1987年，当他初入红豆，还在成衣车间当一名普通的车间主任时，就不负父亲的厚望，将一阵现代企业管理的新风带到了基层。

　　他初来乍到，便实行变革，向一线工人公开通报生产任务的时间、数量、质量要求，还严格实行计件工资制，将每位工人完成的份额与应得工资张榜公布，每人的工资直接与业绩挂钩，一切公开透明，贴在墙上，使车间的效率大大提高，风气为之一振。还有老员工回忆，原本散漫惯了的乡镇工人，随着工作责任心的提高，都改掉了光膀子上班的陋习，在盛夏天也自觉穿起了衬衫。

　　干活有劲儿了，车间也变样了，外面来的大学生就是不简单！比周海江年龄大了许多的工人，也无不对他心服口服。

　　成衣车间从效率和质量上脱颖而出，周海江因此被提拔为副厂长兼计划科科长。他凭借的不仅是管理的才能，还有先进的理念。这名深圳大学的毕业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崇拜者，深信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论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正是西方兴起的真正原因。”他在新的岗位上大展身手，将现代化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逐步推广到全厂，还开启了集团制、股份制改革的序章。

　　也是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深圳，周海江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制度带来高效率的魅力。学生时代，听闻一名香港资区的总经理因不能胜任而被撤职，带给年轻的周海江以很大震动，在内地，这种高层职位的撤换是不可想象的。在开放的沿海环境熏陶下，周海江重视制度、改革创新的思想根植，数十年后，他还常常提起这个例子，以作为“制度选人”的注脚。

　　1992年，在社会上关于企业“船小好调头”与“船大抗风浪”两种论调的争论中，红豆在江苏省第一个成立了乡镇企业集团，决定下设子公司，让子公司当小船，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但拥有“集团”的荣耀，并没有让企业当家人高枕无忧，相反，产权不清、吃大锅饭、能人难留的问题困扰着作为乡镇企业的红豆。在周海江看来，股份制已是迫在眉睫。

　　广义上说，“制度”应该是集体控制个人行为的一系列规章和制度。但为什么集体所有制下的乡镇企业发展不良？就是因为集体所有的“集体”是一个模糊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人，企业里的人缺乏真正的利益驱动力。周海江认为，产权制度的改革，应该是红豆进入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课，也是中国企业进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必修课。

　　为此，红豆主动向上争取，要求搞股份制改革，拼着命，变着法，采用了“增量控股”的方式，一鼓作气实现了产权改革这段惊险的“制度跳跃”。而在逐渐步入企业管理层的过程中，周海江经过不断学习观察，还设计出了独特的“四制联动”机制，除了“内部股份制”“母子公司制”，还包括了降本堵漏的“效益承包制”和互相买卖、独立核算的“内部市场制”。

　　内部市场制是一项相当有意思的制度创新，为了解决生产链上下游内部配供时不计质价的弊端，红豆让各配套工厂、车间之间一律实行买卖关系。“亲兄弟，明算账。”原本无论如何都能卖出去的产品，现在不一定了，这催生出了争先恐后的积极竞争环境，各子公司、各车间开足马力，提质降价，每个个体都被科学的制度潜移默化地改变和激发了。仅在推行内部市场制的第一年，全红豆集团仅增收节支一项就达到了110万元。最成功的竞争案例还要数前文提到的红豆摩托车和轮胎厂之间的故事。

　　在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必须具备科学的组织体制和管理体制，才能叫作真正的现代企业。周海江后来总结，从内部股份制，可以看到企业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交易费用理论；从母子公司制，可以找到企业组织理论、企业博弈论等等。讲究“四制”像四个车轮配套协力推进的“四制联动”，就凝结着他这一阶段对于将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应用于本土乡镇企业的思考。

　　众所周知，“现代企业制度”有一大特点，就是可以吸收社会资本来为企业所用，但在20世纪90年代才建立的上海证交所，那么多大国企都在排队等待上市，谁能想到，无锡县的一家小小乡镇企业，却正在下定决心往现代企业制度的路子上转轨，扎扎实实，一点一滴地打牢产权制度、组织体制、管理体制的基础？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97年4月，国务院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破天荒地在深化改革试点企业中列入了数家表现优秀的民营企业，红豆集团便位列其中。“试点”为红豆进入股票市场创造了优先资格，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历程，2001年1月8日，“红豆股份”在上海证交所鸣锣上市，此时，红豆已经完全蜕变为一家标准的现代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崭露头角。

“子路牵牛”的“利己”路

　　当说到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周海江常和人讲两个相互对照的故事，一个是“子贡赎人”，一个是“子路牵牛”。

　　故事是这样的，孔子的学生子贡有次从别国赎回了一个鲁国奴隶，按律可以领赏，他却没有去兑赏。别人都称赞他品格高尚，孔子却认为子贡开了不领赏的头，今后就没有人愿意赎回鲁奴了。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有次救了一个落水者，落水者的家人酬谢他一头牛，子路高兴地收下了，旁人以为他贪利，孔子却认为子路接受了重酬，反而会促使天下人都愿意奋不顾身救人，以后的落水者都有救了。

　　周海江以此视角来观照中国企业的发展史：“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利用各类机制来实现‘利己’，其次也使更多人得益。我们的企业家在发展过程中，你可以说他的品德不是最高尚的，但最终的受益者是谁？我们的国家富强了，我们的人民就富裕了。”

　　与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周海江对话，可以发现他思维非常敏锐，时不时插入一两个典故，对与经济制度相关的话题总是津津乐道。出于对企业管理的强烈兴趣，以及在红豆集团工作30多年的历史，2011年，他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民经济学博士，从那时起，就致力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总结和研究了。

　　“现代企业制度也是有缺陷的。这一源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制度，本质上是协调‘以资本为中心’的内部利益，不能保证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周海江说，难以避免的劳资纠纷、美国安然公司破产揭示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东京电力福岛核泄漏等欺诈公众、坑害社会的丑闻，考问着西方曾经引以为傲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他看来，中国作为迅猛发展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企业想要赶超西方，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西方的企业制度。但另一方面，是中国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仍然存在建立不到位、走样问题；而现代企业制度自身的先天缺陷，已经暴露在某些公司制企业身上了。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企业该如何做？

　　周海江的答案是，把“中国特色”注入“现代企业制度”，让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与中国实际融合，构建起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前，我国企业制度基本是照搬苏联模式，要么是国家所有，要么是集体所有，被“公字号”捆绑着手脚，人们在文化上，又受着传统礼教羞于谈钱的束缚。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号角，给国有企业松了绑，给私营企业留了空间，中国才踏上了发展快车道。

　　“以前我们唯一的媒体就是广播，所能想象的未来美好的生活，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觉得重要的不仅仅是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而且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具体目标，之后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了人的思想。”周海江认为，中国的腾飞离不开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更与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步决策部署都分不开。

　　当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过程中，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姓“资”姓“社”、姓“私”姓“公”是绝不能有机融合的。但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表明这种结合是可能的，也是成功的。因此，中国的企业在移植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不能照搬，而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执政理念、文化传统，对其进行中国化改造，以“中国特色优势”弥补其不足。

　　谈到红豆探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源头，周海江不禁追溯起了自己1996年到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研修班学习与1997年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的两次经历。这两次学习让他开阔了对世界和对中国的认知，接触到了美国和中国最优秀的精英人才，更重要的，视野不再只限于红豆集团，而是更多地放眼整个民营企业的发展。1997年，红豆建立了党委，变被动按上级要求落实，为主动响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尝试融合与构建一种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中国，对企业影响最大的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这两大要素不仅深度影响中国企业的运行，而且也正好能完善和弥补现代企业制度的不足。周海江慢慢明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路。

　　“+”什么？经过20多年的实践探索，他所设想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蓝图越来越清晰地浮现于红豆集团之上，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党建+社会责任”的企业运行模式，这种“三位一体”、各有定位的运行模式，就是他所称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2007年起周海江就进行思考，随后他又将他的思考和探索都写在了博士论文《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化研究》里。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组织过数十位专家，做过“红豆道路”研讨，并给予了充分肯定。2017年3月24日，周海江又将红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凝结为专著《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央党校首发，得到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一切都自然而然

　　走在红豆集团，经常能够听见职工骄傲地说，红豆发展这么多年来，关键的地方从来没有出过大的失误。纵观红豆从手工小作坊到跨国大集团的前世今生，缕清每一个时间节点的草蛇灰线，便知道此言非虚。

　　1992年，红豆抓住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带来的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机遇，成立了江苏省首个乡镇企业集团；1993年，乘着国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东风，全面实行内部股份制改革，激发了内在活力；2001年，抓住资本市场开放机遇，实现红豆股份上市，迈开了资本经营的新步伐；2007年，响应国家“走出去”号召，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建立了11.13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拓展了跨国发展的新空间；进入新时代以来，响应“生态文明”“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加快原有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红豆杉绿色生态产业……

　　俗话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在周海江眼中，中国最大的“势”就在党的方针政策之中，所以红豆集团形成的核心理念就是“听党话，跟党走，看绿灯，走正道”。其中，对国家的鼓励性政策要积极借势，对国家的限制性政策也要坚决执行，不闯“红灯”，稳扎稳打，让红豆避开了许多经营风险，体现出的就是搞好党建带来的强大政治定力。

　　对有的民营企业来说，党建或许不过就是看看文件、读读报，落实落实上面的安排，但在红豆，党建重视的是转化机制，重点在于实现真正的“党企融合”。党委班子和经营管理层的交叉任职，保证了党建工作可以和生产经营管理融合并进。每周召开党委成员和经管高管联席会，及时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周海江不仅亲自参与，也高度关注大政方针的最新动态，一旦嗅到机遇，立即做出部署，落实措施，采取行动。党组织在企业的政策核心地位，使红豆在大政方针面前保持了极高的敏锐度和机动性，而不是党建和经营各管各的“两张皮”。

　　除此之外，党的理想信念、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核心价值观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正好能够补充现代企业制度的不足，解决人才缺乏、人心不齐等问题，在更高的层面上起到教育人、激励人、团结人的作用。

　　“我在学生时代就懵懵懂懂地当了预备党员，但还是在来了红豆以后，才明白党员身份和你的工作、和你的专业、和你平时的率先垂范都是有关系的。不仅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方向，对你个人的成长也起到重要的熏陶作用。”通用公司董事会秘书卞亚波说。

　　卞亚波2004年大学毕业来到红豆，起初在车间做原料检测，凭着认真负责，不久就担任新建立的理化实验室的负责人，他自编了《实验员手册》，先后被评为“优秀工程师”和“优秀管理员”，在通用股份筹备IPO上市的时候，又被委任董事会秘书一职。他的成长轨迹，就是红豆“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方针的一个缩影。

　　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必须要在企业运行中体现出来，过去的评优标准，或把政治思想表现放在一边，或把业绩放在一边，但在红豆，衡量优秀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在基本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业绩最好的党员就是“优秀共产党员”，最好的党支部就是“优秀党支部”。如果各条线的业绩第一名不是党员，党组织就培养他们入党，不断扩大以党员为核心的经营管理团队和技术人才队伍。

　　因此，党员职工的示范作用无处不在，2007年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开荒”建设经济特区时，红豆派去的6个员工中就有4个党员。党员职工发挥艰苦奋斗精神，在极端湿热恶劣的条件下，保证了特区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今，西港特区公司已经形成了党员为骨干的开发团队，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坚强战斗堡垒，他们还把党的思想政治武器用于异国他乡的社会工作，修桥铺路，资助贫困生，将党建的正能量输出到柬埔寨。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潜移默化的。”卞亚波说。在这位红豆集团的80后高管看来，红豆的党建与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那种“万物生长”的氛围：“在集团，只要你愿意长成一棵树，就能感受到一种吸取养分的蓬勃力量。这里的阳光雨露很充足，你有能力就会拥有平台，就能让你发挥自我，和企业共同成长。”

 

让“八方共赢”

　　丰子恺有一句话，人生境界有三层，一层是物质生活，二层是精神生活，三层是灵魂生活。周海江希望红豆能不局限于物质，能有更高追求。

　　红豆集团很早就将社会责任列入企业运行之中，并制度化、规范化。其原因，来自周海江对西方背景下现代企业制度的观察和认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频发震惊全球的瞒报欺诈、危害公众事件，正说明股东利益至上主义的先天局限性。在中国背景下要克服其弊端，必须在公司制度中嵌入“社会责任”，以自我约束力制约企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先对自己的员工好”是周海江和红豆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起点。在上世纪末外来工尚不稀缺的年代，红豆就开始给所有外来员工提供食堂优惠，每年增加至少3000万元成本。新时代，红豆向所有员工承诺了三句话：一是生活有保障；二是事业有希望；三是情绪有释放。

　　生活有保障，就是坚持共同富裕宗旨，不断提高员工待遇，提高全员幸福指数。事业有希望，就是让员工感受到工作的前途和希望，对于基层一线员工，红豆还根据业绩进行评星，获评三星级的员工，还可进红豆大学带薪脱产培训半年。情绪有释放，就是让员工的压抑和抱怨有渠道得到及时解决，能够心情舒畅地生活工作。

　　有一次，周海江接到摩托车组装车间员工的来信，反映车间的尾气无法排出。他当即派人了解，并安装了新的排气系统。这件小事让周海江联想到更多员工的情绪表达，因此决定在各个车间、食堂设立了书记、总裁信箱，由专人安排取信，对员工的声音全部自己亲自处理。同时，在各车间也设立了回音壁，要求车间领导必须24小时内对员工的困难、想法和牢骚做出答复。一开始，回音壁上总是写得满满当当的，但随着情绪发泄和疏解的渠道越发畅通，回音壁的刷新速度越来越慢，车间里的关系却越来越和谐了起来。

　　曾有上级机关的人来红豆集团暗访，他们在红豆附近的工厂、歌厅、发廊暗访得到的结论都很一致：都说红豆好。这让他们多少有些惊讶，因为这种现象还是不多见的。

　　这和红豆对自己的社会定位有关，周海江认为，企业作为经济体，是一方社会的经济依靠，理应在经济上为一方做出更多贡献。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只是战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战略问题、企业价值观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中国企业区别于西方企业的一大特点。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呼应。现代企业制度解决的是企业内部利益，也就是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利益，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兼顾内外各方利益。”在建设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过程中，周海江将他的社会责任理念进一步具体为“八方共赢”的理念，提出，企业应维护好股东、员工、客户、供方、合作伙伴、政府、环境、社会（社区）等八方的利益，建立起相互共赢的关系，以构建相关利益方的和谐生态圈，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

　　“我们探索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从现代企业制度到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跨越，本质上也就是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八方’利益的跨越。”周海江说。

　　社会经济的最小单位是企业，企业的最小单位是人。关于红豆履行“八方共赢”构造起的和谐“生态圈”，卞亚波还有一句形象而动人的话可以作为印证：“在这里，每个人都想长成一棵树，而不是长成一棵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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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卞亚波无意间频频用树作比，他心里想到的会不会正是遍植红豆园区各处的红豆杉。红豆杉曾是生长在南方高山上的古老树种，因与红豆集团重名，1997年，周耀庭注意到了这种深受盗伐之困的濒危植物，决定开始试种红豆杉。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了红豆杉平原化生长、种子发芽难、快速繁殖等技术难关，将它引种到了江南水乡。多年过去，这种美丽的冰川纪“活化石”已经在红豆及周边落地生根，蓊蓊郁郁，泽被后人。在无锡西郊的东港镇，红豆杉生态园区，树木已连片成材，成为当地人最爱的天然氧吧和养生去处。2008年，经由周海江之手，红豆杉盆景还走进了中南海，后来又走进了世博会中国馆，走进了无数人的桌头、办公室和家庭。枝叶总关情。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发展起来的红豆杉大健康板块，是周海江“谁的利益也不能损害”倡导的最好注解，红豆杉被“有心的红豆人”发现、引种、培育的过程，又与周海江一路以来探索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何其相似。周海江说，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现代企业制度”到“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经历了整整26年的实践与理论的反复探索和升华。采访的最后，记者询问周海江，为什么他会如此笃定地执着于在此的研究探索，他说，希望红豆这种探索能更多地影响到其他民营企业，中国企业要赶超发达西方，需要在企业制度上先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