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3 月 24 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湖北省武汉市以外地区与武汉市将相继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至此，因疫情“停摆”两月余的湖北人民，终于盼到了即将“打赢湖北保卫战”的时刻。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过。”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为识大体、顾大局的武汉人民深情点赞。
英雄的城市，必有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历史。随着春日到来，挺过艰难的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这时，让我们将眼光投回历史长河，聚焦一位平凡而英雄的老辈工商联人郑筱珊。让老工商业者的担当与骨气，激励我们今天不畏艰难、奋勇向前。
新中国以前，郑筱珊一直在武昌做着布匹行的生意，直到 1956 年公私合营。也是在做布匹生意的时期，郑筱珊加入了当地的商会组织。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全国工商联的成立，各地陆续也自发发起成立了工商联，1952 年郑筱珊所在的乡镇也自发组建了工商联小组，他自然作为原工商业者加入其中。
看重的是你这个人
郑筱珊在接收采访时陷入深情回忆。当时刚解放，大家捐款买飞机大炮，很是积极。社会上发起了很多运动，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等等，这些运动中，他们这些做小生意的买卖人也都参与在其中，甚至走在队伍的前列。
1954 年，当地发了大水，他的资产严重缩水，只剩下了几百元。不久后，赶上国家号召实行公私合营，郑筱珊还记得，当时他跟来做工作的同志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尤其是大灾之后的资产情况，“我说我没有钱了，他们说，我们不是要钱，是要你这个人，公私合营国家有钱。”
至此，郑筱珊参加了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的企业里当会计，拿起了固定工资。他记得，当时按照国家对工商业者采取的收买政策，加入公私合营，就等于属于全民职工，入股的资产可以拿定息，千分之五的利息，一直持续十年。
不久后，他作为当时的稀缺人才，被借调到了原武昌县（现江夏区）的供销社里，担任会计。此时，包括供销社的领导在内都是农民出身，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对生意上的事情也不懂，因此这些原先做过生意的老工商业者成了人才。大概不到一年，郑筱珊干脆被从公私合营的公司调到了供销社。
工商联的工作，他一直是兼职。当时，工商联的会员也基本都是兼职（直到 1985 年当地工商联才有一个编制）。一边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兼职工商联的一些事务，做一些宣传工作，搞一些联谊活动等等，来发挥自身的带头作用。
工商联是我们的娘家
在“文革”中，当地工商联的工作，被迫彻底停滞、瘫痪。郑筱珊作为工商联组委也被下放了。在当地工商联刚刚成立的时候，会员规模达到几百人，到了“文革”结束，只剩下了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会员。
在“文革”结束、国家生活转入正常轨道之后，他们得知全国工商联已经恢复，于是，他们三个人商量，开始了当地工商联的恢复工作。
然而，重新恢复工商联工作，当时必须征得县委的同意。按照组织归属，工商联在统战部的领导下，统战部在县委的领导下，因此，工商联不属于县政府管，而属于县委。于是，他们三个人就跑起了县委。
尽管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但他们给当地的县委做了很多工作。他记得，当时一个月有四天假期，休息的时候就都去跑县委。
从 1966 年到 1978 年，武昌县工商联被迫瘫痪 11 年。“文革”以前，虽然工商联人员都是兼职，不拿工资，但是国家有活动经费补贴。恢复重建，什么条件都没有，他们三个人开始找到当地的县委，要求归还工商联原有的办公场所，还有恢复国家拨款解决活动经费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恢复初期，大环境中人们的思想还很不开放，县域经济也比较困难，要安排活动场所、人员编制都是系列的实际问题，同时，武昌县的县委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县域地区有没有成立以及武汉市工商联的成立情况。另外，恢复之初的武昌县工商联，只是刚刚具备成立的条件，甚至连工作的对象也未必能找到。1966 年到 1976 年期间，做些小生意都会遭到批判，工商业阶层几乎消失了。
但是，为什么就剩下他们三人也要把组织再恢复起来，因为他们是民主组织，全国工商联已经成立，国家是认可工商联作为民主人士、民主组织的性质的。武昌县的工商业者也要重新恢复自己的组织生活，这是他们工商业者的娘家。当时工商联内部基本上都是党外人士，以民建居多。
最终，武昌县工商联在县委给的一间办公地点，开始了新的组织生活。
工商联工作要做好大家的娘家
直到 1984 年，武昌县的组织生活才被重新建立起来。史料记载 ：1985 年，武昌县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县工商联）恢复活动，做原工商业者、老会员的清理和入会工作，在国营、集体、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中吸纳新会员，全县发展会员244 人。
在最初的恢复中，他们一边找县委，恢复工商联的正常运转，一边负责对原工商业者进行摸底。他还记得，当年他们天天盯着报纸，收集中央对工商业者的最新政策，拿着这些报纸找相关的部门要求落实。包括“文革”中房子收了的要归还，下放的同志工资要补，以及工商业者参政议政的政策要落实。
最初的会员恢复，先从原工商业者开始。尽管当年武昌县工商联会员 1000 多人，其中参加公私合营的共有 245 人，包括一些小手工业者、做豆腐的、理发的、卖布的、小商小贩，等等。但是，“文革”后当时会员的恢复也非常不容易，在原工商业者中，慢慢才有敢做生意的人，新的民营企业家，直到改革开放后 80 年代后期才涌现出来。
因此，最初联系原工商业者的工作，多是对原工商业者的摸底，了解有多少人没有落实政策，就提供指导和帮助，包括什么问题，找哪个部门，找谁，怎么解决等等，尽量给大家提供组织的帮助。
当时，他们跟会员们做工作，工商联是民主组织，不重新恢复组织生活大家就脱离组织了。工商联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呢？就是给工商业者维权，让大家提提意见、提提看法的娘家。有了问题，大家就可以向工商联组织这个娘家反映，工商联再以组织的形式向更高层面反映大家的问题。通过工商联这个工商业者的娘家能让大家反映问题更有组织、有领导、有针对性，向上一级反映情况也更容易得到重视。
他现身说法，自己曾被下放 11 年零 2 个月，他的房子被区政府收了。他就是依托工商联的平台，向组织不断地反映情况，最后落实了政策。他回到工商联，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大家还没有落实的，他组织给大家落实。
在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活动得到进一步重视。当时，他们在单位工作，如果组织生活需要出席，单位是不敢不让去的，这是民主活动。按照国家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后来武昌县也成立了政协常委，工商联在其中占据重要席位。在参政议政方面，比如，区委县委人事变动，都要通知工商界作为知名人士参加，以发言、讨论、提建议等等方式，保证民主人士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
郑筱珊最后是在供销社退休的。但是，在他看来，工商联是他的父母单位，“我是从供销社退休下来的，但是这么多年他们没有来看望过我。只有工商联一直还记得我们。”
践行“有为才有位”
1927 年生的郑筱珊在武昌县工商联做了七届组委，还做过一届江夏区政协常委，直到1997 年。这些工作一直是兼职的。
在他见证的那些岁月里，1989 至 1993 年，县工商联协助有关部门解决原工商业者遗留问题384 件，落实清退原工商业者私房 17 户。
1985 年，武昌县工商联常委曹盛富提出的《关于加强武昌县饮料厂内部管理的建议》，为县饮料厂节约 5 万元。1987 至 1994 年，武昌县工商联对全县合作商店网点进行全面调查，向县委、县政府递交《关于全县合作商店调查情况的汇报》，针对供销社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11 条，促进县供销社加强全县合作商店的领导和管理，使关门达 10 个月之久的纸坊建新合作商店扭亏为盈。
1993 年，县工商联调查报告《发展私营企业，促进经济振兴》受到重视，主要领导到私营企业现场办公，为鹤龟涂料有限公司解决贷款 25 万元。1995 年，通过对全县 66 户私营企业的问卷调查，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关于我县个体私营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县政府召开了“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大会”。1996 年 3 月，区工商联向区政府递交《严格执行物价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提案，使区物价局向区工商局发出《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收取私人企业管理费的函〉的通知》，纠正了工商部门收取私营企业管理费的行为。
1987 年，武昌县工商联组织县商业局、县供销社、县乡镇企业总公司等国营、集体企业参加了武汉市工商联举办的“全国 18 个地区商品展销会”和“全国工商联石家庄首届企业商品展览交易会”，签订了五金、纺织、化工等商品购进合同，签约额 60 余万元。1991 至 1997 年，武昌县（区）工商联组织县毛巾厂、纸坊镇玻璃化工总厂等 75 家企业、123 人次参加了全国、省、市工商联举办的商品交易会、展销会，成交额 712.92 万元。
1996 年、1998 年、2000 年，江夏区遭受特大干旱、洪涝灾害，区工商联组织 600 多人次参加抗灾，356 名会员及会员单位捐款捐物，价值 63 万元，联系武汉市民营企业捐物，价值12.4 万元，联系武汉市夕阳红康乐园安置了簰洲湾 38 名孤寡老人。
在湖北武汉江夏区，工商联的作用正在不断凸显。有言道“有为才有位”，郑筱珊是第一代工商业者的一个缩影，正是他们的“有为”，延续着工商联越来越不可替代的“有位”。■
（此文由湖北省工商联协助采编，照片由湖北省工商联提供。到记者发稿时，郑筱珊先生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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