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字方针”结束雇工“七上八下”争论

 

 

　　在1987年的中国大地上，私营业主雇用大量劳动力的现象已经比比皆是，在舆论上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了。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布了"5号文件"，最终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三不原则"改成了"16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

　　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引发了一场惊涛骇浪般的争论。

　　今天看来，依然不可想象的是，此后，《人民日报》居然开辟一个专栏讨论此事，先后持续竟达三个月之久。这到底是一场什么讨论？

被触动的“红线”

自1956年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雇工”在中国几近绝迹，“雇工即是剥削”几乎已成社会共识

　　《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说的只是一个农民陈志雄的事情，却触动了雇工与剥削这根敏感的神经。

　　在广东，这个叫陈志雄的农民，1979年2月开始承包鱼塘。当时，承包每亩鱼塘一年要向生产队交60元钱，村里没有一个人敢承包，作为队里的“能人”，也是抱着解决家里人糊口的初衷，陈志雄承包了队里的50亩鱼塘。

　　第一年，陈志雄带着全家人照料鱼塘。到收渔时，扣除各项成本开销，一合计，竟然赚了3100元。

　　很自然地，第二年，陈志雄扩大了规模。他又承包了邻村50亩，加上喂鱼需要割草做饲料，最后，来陈家帮忙割草的短工最多时有30多人，一人一天给工钱2元，长工一度也有7人，月工资50元。这一年，陈志雄百亩鱼塘纯收入7250元，而当时一个农民一年务农毛收入最多不过1000元。

　　陈志雄的做法，直接触碰到了“红线”。

　　自1956年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雇工”在中国几近绝迹，“雇工即是剥削”几乎已成社会共识。加之，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刚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但思想依然还停留在那个时代。

　　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文革”后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会后，该局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这一政策“开口”的背景是，1978年，作为“文革”历史遗留问题的知青，成为社会治理中首当其冲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有人统计，1979年，有1700万知青返城，在各种缓解就业压力的政策分流下，还是有700-800万人待业。

　　可以看出，即便是为了解决当时最棘手的知青就业问题，国务院都特别提到了“不准雇工”的限制。因为雇工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雇工是与资本家、剥削等敏感的词汇连在一起的。

　　陈志雄和他的事业，直接对当时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绝非个案的“雇工问题”

这既是民生问题，更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也就理解了《人民日报》当年的作为

　　然而，这种存在，又绝非个案。

　　在安徽，一个自称“傻子”的农民，炒瓜子同样炒出了“雇工问题”。他叫年广久，42岁时炒瓜子有了口碑，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瓜子。忙不过来时，便陆续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到1979年秋天，居然就有了12个帮工。

　　可是，“傻子”怎么可能是剥削阶级呢？他平生只会写五个字，分别是“年广久”和“同乙”。他7岁就在街上捡烟头挣钱，9岁当童工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维持生计。翻看他的履历，明明就是最底层的劳苦大众。

　　在广州，1979年底，任仲夷到广东任省委书记，他发现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上百个的都有。雇工问题如何处理，也困扰着他，于是，他就让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

　　1981年5月9日，《羊城晚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国务院领导过问太爷鸡》，说的也是当年轰动一时的一个个体户的事情。主人公叫高德良，1980年下海创办“太爷鸡”，不到半年就请了6个帮工，也被指责是资本家剥削，他不服气，写了一封长信上书中央领导人，反映放开雇工等问题。一周后，中央领导对他的信做了批示，并派人来广州调查。

　　今天的人们，不妨可以透过一些零星的数据，初略地推算一下当时的“陈志雄”们、“年广久”们、“高德良”们是一个多大量级的存在。据统计，1979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两年后的1981年，统计数据就变为101万户，翻了10倍。这其中的“雇工问题”肯定是多有存在。

　　这既是民生问题，更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也就理解了《人民日报》当年的作为。

全国上下的争论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允许有剥削？这是当年最大的障碍

　　在刊发《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之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怎么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一个讨论专栏来讨论此事。争论最主要的焦点之一是“雇工到底算不算剥削？”对此，社会上形成了三种意见，有人主张取消，有人主张限制，有人则表示支持。

　　坚决的反对者认为，既然是雇工经营就必然有剥削，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允许雇工剥削的，这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搞专业承包，不能忘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原则，因而，绝不能允许雇工。

　　第二种意见否认有剥削，认为陈志雄承包的鱼塘是集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改变。陈志雄雇人帮他管理鱼塘，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劳动伙伴关系，他们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劳动组合和协作。陈志雄的收入比雇工高得多，但这种差别是合理的、正当的。对于我国城乡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我们应该积极支持。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该承认客观事实，陈志雄付给被雇人员的报酬低于他们付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陈志雄的收入中存在剥削是肯定的，而且，雇工越多，占有他人创造的财富也就越多。但这种剥削在我国现阶段是应该允许的。因为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出现雇工现象也是难免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既不能不承认，也不能简单地加以禁止，只能限制和引导。

　　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允许有剥削？这是当年最大的障碍。

　　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已经远远超出当时理论的解惑范围。争论犹如巨浪，瞬间倾泻千里。而因其深刻的现实性，注定的是，这场争论一开始就跳出了理论界形而上学的范畴，波及到了整个中国社会的上上下下。

　　三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此次争论的最后一篇——佘大奴、黄克义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文章认为，陈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这算是对雇工问题讨论的一个结论。

“七上八下”理论

“七上八下”的理论标准和界限，不仅没有使争论平息，反而使现实更加无所适从

　　但《人民日报》的“结论”并没有彻底解决“雇工问题”的争论。在整个80年代，雇工问题几起几落，未有定论，理论界则直接参与到了现实问题的解决当中。

　　除了在国内各大报刊不断刊发文章围绕雇工问题展开讨论之外，国务院、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也不断组织各种调查组，对各种形式的雇工现象进行调研。全国的、各省的理论工作者先后召开了各种形式的探讨会。

　　针对理论界关于雇工经营的不同看法，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明确表态：“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可以动口，不要动手。不要一棍子打死”，“要调查研究，要沉住气，天塌不了”。同时反复强调，从根本上讲，要从群众的实践创造中解决这些问题，“办法在办公室里是很难想出来的，要从群众中精心去发现好的经验”。

　　《人民日报》持续了三个月的讨论，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中，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明确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赚了钱只是维持自己生活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了。

　　这就是著名的“七上八下”的理论。

　　当时，“七上八下”也成为一条铁律。中央出台的文件，由此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8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

　　然而，“七上八下”的理论标准和界限，不仅没有使争论平息，反而使现实更加无所适从。从全局看，这一理论在当时就已经显示出滞后性。“七上八下”让广东雇工8人以下的陈志雄暂时有“法”可依，却让安徽雇工超过8人的年广久深陷于违“法”之中。

　　1982年1月，在昆明召开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讨论会，两位来自广东社科院经研所的与会者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认为，陈志雄的大户承包已经不是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经营，而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经营，其资本主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

　　新华社记者以这份报告为根据，写成《广东沙浦公社出现一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承包大户》一文，刊登在内参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有多位领导作出批示，但是意见并不统一。针对中央的批示，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开展了新的调研，结论是，这种承包方法和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益来说，比原来的“吃大锅饭”的集体经营要好，回避了姓什么的问题，实际上为个体经营、私营企业的雇工问题开了政策的口子。

　　今天看来，理论界的思辨性，不断将问题演化、深入，客观上，推进了问题的解决。对于当时亟待冲破思想桎梏的中国社会而言，起到了解放思想的有益作用，功不可没。

“放放再看”

在一份关于如何处置私营企业主多请帮工的请示报告上，邓小平还用潦草的笔迹做了批示：“放两年再看”

　　问题未有定论，但现实生活并没有就此停止发酵，也没有因为有争论就戛然而止，争论在全国范围内热火朝天地持续着，现实生活以其本来的规律生长蔓延着……

　　而这种的局面背后，是主流话语体系的某种暗合和默许——尽管对于雇工问题，中央内部也有不同的态度，但相同的是保持高度重视，对形成最终意见保持高度谨慎。

　　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对于雇工经营“不要采取‘戴帽子’、‘割尾巴’等简单取缔的办法”。至于个体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总的原则应该是：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第二，不要走过去的老路”。“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办集体的办法，走老路，搞来搞去，又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要在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取其利而除其弊。

　　在《邓小平文选》中，两次记录了年广久，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而综合各种史料来看，邓小平第一次接触到年广久的事情，大概是在1980年，当时安徽省委就向上递送过“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对姓“社”姓“资”的争论，小平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这之后，虽然“七上八下”的争论仍在社会上持续，但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一年的7月7日，《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鼓励和支持待业青年从事个体经营。紧接着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对当时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给予了正面回应，在个体工商户用人问题上，允许“请帮手”、“带徒弟”，这实际上已经认可了个体户可以少量雇工。

　　这场全国范围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

　　为什么会在1982年告一段落，有一种说法是，这时候邓小平表态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当时举的就是年广久的例子。

　　大概在同一时期，在一份关于如何处置私营企业主超出规定多请帮工的请示报告上，邓小平还用潦草的笔迹做了批示：“放两年再看。”根据他的这个指示，中共中央当即对此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在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简称1983年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工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

　　当年1月12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又明确说：“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十年、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什么危险。”

　　这之后，虽然雇工数量问题仍未有定论，但国家财政部、工商局等政府管理部门陆续出台了针对个体经济的相应管理办法。

　　到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该文件指出，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法定人数的企业，可以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

　　这一《通知》不仅对雇工经营给予了肯定的态度，也为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创造了政策环境。

“16字方针”结束争论

雇工数量的问题真正有定论，是在1987年

　　1984年，雇工数量的问题还是被再次拿了出来。

　　这一年，年广久成了百万富翁，雇工多达140人。“不剥削，怎么会成为百万富翁？”“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让剥削存在？”“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吗？”

　　“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的说法传到安徽省委。安徽省委派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到中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这件事，并将此事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一次稳定军心，他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也就是这一次的公开表态，被首次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由此，私营企业主们又一次化险为夷。

　　雇工数量的问题真正有定论，是在1987年。

　　在1987年的中国大地上，私营业主雇用大量劳动力的现象已经比比皆是，在舆论上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了。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布了“5号文件”，最终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三不原则”改成了“16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

　　“16字方针”为争议颇久的雇工问题盖棺定论，也为日后私营经济的发展彻底扫清了障碍。

　　199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后，已经61岁的“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回忆过往总结人生道，他这一生只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

　　这也该是一代民营企业家们的共同心声吧！